谁在拯救“武疯子”？

强制医疗所里的精神病人参与打牌等文娱活动 景国民 摄

一群穿着病号服的男子正在打牌、下象棋、聊天、散步。

“王炸！还剩两张牌！”

“哎，没意思！又跑了！”“快看，傻子来看我们啦！”

“那是邬所来啦！”

三人打牌“斗地主”，外面几层围观者。当其中一人耍出王炸时，牌局已毫无悬念，就在这注意力分散瞬间，有围观者发现了进入病区的本报记者和民警。

这里是广州市强制医疗所（以下简称“强制医疗所”），目前所里集中收治200余名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俗称“武疯子”），这些人65%以上手上有命案。若不是看到他们的病号服和其中数名喃喃自语的面壁者，初次相见，记者很难将他们和“武疯子”联系在一起。

《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中提及，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其中有暴力倾向的约占10%，每年肇事肇祸1万多起。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如何？谁来看护他们以避免重蹈自伤、伤人的悲剧？在回归社会的路上，如何帮助他们走向康复？近日，记者走进强制医疗所，走近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群体，一探究竟。

●“疯了”

肇事时如恶魔附体

有人用“每个‘武疯子’都是未知的定时炸弹”来描述其对社会的危害性。

病人陈某，1982年起出现精神异常，曾先后2次入住精神病医院治疗，末次住院时间长达7年，出院后病情反复无常，经常出现自语、自笑，存在幻听思维鸣响等症状。2002年6月28日，陈某“听见”很多声音说要与其打架，遂持斧头出门见人就砍，砍死5人，砍伤7人，此案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造成恶劣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强制医疗所现收治的200余名精神病人中，涉及杀人案件的占65%左右。而且在这些案件中，亲亲相害命案多，伤害对象主要是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至亲，其次是无辜的陌生人。

没发病时，有人会觉得他们很可怜，可一旦犯病，其暴力性很强。记者随手翻阅了一些材料发现，这些病人的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令人触目惊心。所里曾经有名病人，手上有11条人命，当时其手持凶器，从村头杀到村尾。而犯此类案件的精神病人事例举不胜举。这种人为的悲剧对被害人家属及周边群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心理伤害及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为何这些人作案时会如此残忍？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病了！

知多D

全省唯一专收“武疯子”的公安监管场所

广州市强制医疗所的前身是广州市精神病管治中心。鉴于一般医疗机构不收治杀人、放火等以暴力行为伤害公共安全及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患者，1975年，广州市公安局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需求出发，设置了广州市精神病管治中心。2003年10月，广州市公安局根据市人大有关决议精神，设立了广州市公安局精神病管治所，根据刑法第十八条规定，收治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且有必要由政府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该所开始收治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且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或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的精神病人。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按照公安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安康医院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将该所正式更名为广州市强制医疗所。目前，该所为全省唯一专收“武疯子”的公安监管场所，公安负责监管、民政负责医疗的工作模式受到了公安部监管局的高度评价，全国各地前来借鉴学习的兄弟单位络绎不绝。

●病了

陌生世界里重获关爱

广州的“武疯子”被送往强制医疗所后开始接受治疗，由民警和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对刚进来的监管民警、医护人员和病人来说，强制医疗所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2013年12月30日，钟警官刚调到强制医疗所工作当天，就和所里的医生及几名民警、保安，带着5名精神病人到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作常规检查。

她在工作日志里这样描述：“到达民政局精神病院看到的情形，让我在以后上班的一段日子里，心存惊悚：医院里的精神病人，有的眼瞪瞪地看着你，面无表情；有的呆呆地傻笑，笑得你心里发毛；有的像机器一样重复着一个动作，像是要赶走他心中的魔影……更无法想象的是，正是这些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制造大量社会悲剧。当时，看着他们千奇百怪的表情和动作，我无法理解，只感觉到我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恨不得快点逃离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记者采访发现，几乎每位来到强制医疗所的民警都有类似感受。

慢慢地，钟警官发现，所里医生、护士、管教等工作人员经常和病人聊天，沟通、了解及掌握病人的身体、精神、家庭及在所内的表现等情况，尽力解决他们生活上存在的困难，还经常组织病人进行“拖拉机”比赛、广播操比赛、象棋比赛等有益的文体活动。

后来，钟警官的监管对象里多了一名携带HIV的精神病人，所里对该病人进行隔离收治。钟警官对该病人照顾得非常细致，每次聊天都不带手套和口罩，对病人没有半点歧视。这一切，其他女病人都看在眼里。于是，这些女病人主动提出一个要求：每月由钟警官代替工作人员为她们理发。

其实，精神病人并不是真的无知无觉、不知好歹的。眼前的这一切，让钟警官对“武疯子”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她还发现一个现象，由于精神病人的行为造成的伤害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殊性，家属消极监护问题突出。目前约75%的病人亲属不愿履行监护的责任，每月只有40多名家属来所探视。

“这些病人中，最长收治时间已39年。”钟警官告诉记者，这里已成了这些病人的家，但他们却缺少家庭和社会的关爱，“他们是一群被遗弃的特殊人员。”接触下来，她才真正明白，把这些精神病人“收好、看好、治好”是件造福家属、社会的事，也是强制医疗所所有工作人员为之奋斗的目标。钟警官告诉记者，她没理由抛弃这些病人，不干好这份工作。

●挑战

如何收好看好治好这些病人？

如果“武疯子”没被送来强制医疗所医治，那么他们的人生轨迹会是怎样的呢？记者找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他们的结局无非以下几种情况：继续流散社会，去伤害或者被伤害；被锁在家里，猪狗不如地活着；由财政或家庭供养，在精神病院一直住下去。精神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病症，痊愈者要融入社会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精神病痊愈者仅有1%可以正常回归社会。

“若强制医疗所没有收留我弟，他在社会上是生是死我们也不会知道！”一名病人家属这样评价强制医疗所。

强制医疗所的精神病人在民警看来都是需要照顾的病人。难知、难控、难管是这些病人的共同特点。“他们不发病时，智商很高，下棋、打牌，你根本就玩不过他。但发病时却是个十足的病人。”强制医疗所邬所长介绍，“再加上他们的思维不可知，没道理可讲，所以‘收好、看好、治好’这些病人，需要公安和医院相互配合工作。”

这些病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容易波动，如最近一名病情已经稳定的病人，会见时想让家人帮忙办理出所手续。“你出来，你孩子怎么办？”父母一句话就让该病人情绪开始波动，不再吃药，而是想尽方法反抗，嘴里天天念叨，“妈妈不要我啦，死了算啦。”

医生表示，有时家属的一句话可以困扰病人很长一段时间，这给管理和治疗工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病人最缺的是家属的关怀，为此强制医疗所近几年不断派出民警走访病人家属，民警足迹遍布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吉林、云南、四川、浙江、上海等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告诉病人的亲属，他们的家人在所里安好。

“我们非常希望家属和我们共同来关心他们！”邬所长告诉记者，为了能把家属的关爱带进所里，所里每两个月安排一次家属开放日，让家属和病人可以面对面倾诉，同时，尽量满足家属日常的探视需求，对外地来的家属，可特事特办，不受探访次数和时段限制。

●回归

备受“惦记”却不被接受

这些病人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群体，却又是备受关注的群体。有些病人进来后，社会并没有“忘记”他们。

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金沙洲派出所每年都会派人来强制医疗所看望辖区的一名病人，其探望理由为：拍个照拿回去给社区居民看，证明该病人还在所里治病，没有威胁社区的安全，“否则，社区居民也会担心当地的楼价要‘跳水’。”有些地方曾经发生“武疯子”从精神病院逃脱事件，结果引发全城大搜索，可见社会对精神病犯人的恐慌程度。

现在是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不敢让其出去。

陈某犯病后被送往所里收治，其五位姐姐每月都来看望弟弟。民警表示，陈某目前病情已经稳定，若家里条件允许，可接其回归家庭，实行家庭疗养。五位姐姐每次都明确表示：不行。

梁某，原本是一个阳光男孩，24年前，邻居上班委托梁某帮忙照顾小孩，谁知梁某突然发病，将小孩从窗外抛下致其死亡，梁某母亲因此事而自杀，梁某被送往所里收治。梁某身体很差，一进所里后就瘫在轮椅上，20年来已经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已无法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梁某家属仍拒绝接其回家。

●困境

病人进得来，却很难出去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所里收治了50余名病人，但法院只对4名病人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这4名病人都是家属主动申请，签订细到日常如何管束、如何服药的保证书，然后法院才启动程序，对其进行司法鉴定，条件符合才办理解除手续。

“病人出去后再犯事，这个责任谁来承担？”邬所长坦诚地说，这个问题没解决好，强制医疗所里的病人基本上维持进多出少的状态。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方案。该专家以美国为例，讲了一个精神病领域的经典案例。

1981年，26岁的白人约翰·欣克利向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连开6枪，此案震惊世界。凶手欣克利由于精神失常被判无罪，但却失去了自由。欣克利的律师和医生多次向华盛顿联邦法庭递交一份保密申请，希望能让欣克利以“疗养假”形式，与其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政府则多次拒绝了他的出院申请，目前仍在医院收治治疗。美国最高法规定，必须是病人的精神状况完全康复方可办理出院申请，而对精神病人来说，没有一个精神病医生敢开“完全康复”的证明。

●终老

医疗所民警是最后送终者

出口的通道基本被堵塞，绝大部分病人只能在强制医疗所养老送终。

曾某，因患精神分裂症，终身未婚，1982年7月将一邻居杀害后，被送到强制医疗所强制治疗。在曾某治疗的34年中，其父母、兄弟均已去世，曾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2016年元旦凌晨1时，90岁的曾某经抢救无效，在医院里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生命的最后一程，陪伴他的，除了他唯一的近亲属——76岁的侄儿外，还有一直给他治病、照顾他生活的强制医疗所的民警。

凌晨1时20分，强制医疗所的民警代表家属在相关的证明材料上签下了名字，办理了曾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8时30分，民警陪同曾某侄儿到花都区办证中心注销曾某的户口，但恰逢元旦放假，几经周折，直至当天下午，民警终于把火化尸体所需的材料准备齐全。在曾某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因逝者的侄儿行动不便，当时鞠躬的就是两名民警。

据悉，从接到曾某病亡通知，强制医疗所的民警们一刻都没有停歇，连续奔波17个小时，依法圆满地处理完成了曾某全部的善后事宜。

“逝者为大，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他们的后事办好。”石警官曾为了帮一名无家属、无户籍的病人办理后事，前后奔波了三个多月。“如果暂时找不到家属，我们所会向殡仪馆交付一年的骨灰保管费，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寻找家属，为逝者争取叶落归根的机会。”

（来源：南方法治报 记者：尹利勇 通讯员：张毅涛 江碧 肖扬 易连香 编辑：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