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之子:面对非议,父亲坚持推进改革

29.09.2014  04:55

谷牧画传》封面。

  人民出版社 供图

  9月24日晚,在谷牧家的客厅,刘会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摄

  9月28日,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改革开放头十年,谷牧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直接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建设,被媒体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操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立之初,质疑声音随之而来,将特区与清末的上海租界相提并论,谷牧做好了让人“火烧赵家楼”的准备,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

  谷牧虽长期分管对外开放,但不允许子女在他管辖的领域内工作,不允许子女到特区经商。近日,谷牧次子刘会远撰写的《谷牧画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9月24日,刘会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谷牧对改革的态度以及严格的家风。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谷牧(针对办特区的“不同声音”,谷牧的态度是坚持把这件事向前推进)

  父亲从小读师范学校,师范里的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所以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意识。对我们这些子女,他的态度是你们要靠自己。——刘会远

  【关于改革】

  “办特区出问题,只算我一个人的账

  新京报:谷牧曾于1978年5月至6月率团考察西欧,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到:“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傅高义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刘会远: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应该来源于傅高义旁观者清的海外视角。出国考察前,邓小平和我父亲交待,说要到国外认真地看。跟随考察的李灏(曾担任谷牧秘书)告诉我,他问过使馆的工作人员,说西方战后发展那么快,你们为什么不向国内如实反映?使馆工作人员说,我们哪敢啊。当时还是那种形势,但是我父亲是带队的,他就拍板了,一定要向国内如实反映。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出访西欧5国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积极支持谷牧。聂荣臻是最激动的一个,他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的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能光议论了。

  新京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有一个场景,邓小平、习仲勋及谷牧在中南海散步,讨论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谷牧曾说,当时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主要有哪些不同意见?

  刘会远:当时高层对改革开放没有经验,有些问题之前也没料到。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走私贩私开始泛滥,中央感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治理才行,谷牧受命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并任组长。

  走私贩私的严重泛滥多发生在开放地区,有些人就对改革开放画问号了,特别是对举办特区这件事摇头。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给外国资本家搞资本主义的“飞地”,有的说是除了五星红旗外,全都变了。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有的老干部痛心疾首,说“本币受挤,这还得了”。

  新京报:这些不同的声音有没有影响到推进改革开放?

  刘会远:我父亲的态度是,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件事向前推进。

  国家进出口委被并入外贸部后,对特区的领导工作有些被削弱。1982年,谷牧选了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来处理有关特区的事务。他原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因为有的领导不赞成,认为名义大,后来称特区工作组,编入国务院办公厅序列。物色小组人选时,他们当中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翻船?我父亲和他们说: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人把他当成是“卖国贼”嘛。

  新京报:邓小平、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这批改革者身上,有哪些共通的精神气质?

  刘会远:他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改革开放。我父亲和任仲夷的气质比较一致,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味道更浓。

  【关于家教】

  不许子女享特权,不许子女到特区经商

  新京报:谷牧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分管对外开放,这对你的事业发展有没有直接帮助?

  刘会远:我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允许子女在他管辖的领域内工作,不允许子女到特区经商。我三弟曾经在部队,部队当年也搞副业,在深圳经营项目,让他做生产经营办公室主任。有一次,他离开北京两三个月,回家时父亲问他去哪儿了,他穿着军装先给我父亲敬了个礼,不敢说去了深圳,就说下边防了,深圳也算是边防嘛。我后来到深圳大学工作,不算经商,父亲就不管了。

  我当年在山西下乡,接受再教育两年才能参加招工或征兵,上面哪个部队来征兵我跟着哪个部队走,不是父亲的老部队,也没有人关照我,在部队也没提干,复员后又做普通工人。就算有条件,他也不会让别人特殊关照我。

  新京报:谷牧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小的时候生活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便利?

  刘会远:父亲不许家人享受特权。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当时是困难时期,我妈妈全身浮肿,照顾不了我们了,医生让她停止工作、家务,去住院。

  当时家里住在百万庄申区,为了能住校,我从展览路一小转学到八一学校。我们到了八一学校后填登记表,周围的同学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那个时候一般人没有公务员这种概念的,我到了学校说我父亲是公务员,同学们笑,因为同学们的概念里公务员就是勤务兵,帮他们家打扫卫生的。

  我上学没有专车接送,都是我领着弟弟坐公交车。从八一学校到紫竹院公园有一段砂石路,我们走这一段,能省下坐公交车的钱。当时买钓鱼钩、拉力器、哑铃,都是用节约的路费买的。

  新京报:谷牧对子女有什么期待吗?比如期望以后做什么职业?

  刘会远:他不干预我们的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需要大量工程师,他希望我哥学工科,但后来因为1962年中印边境紧张等原因,提前征兵,我哥就当兵去了。在《谷牧回忆录》里,他只提到我大哥的名字,因为我大哥当兵进入了西藏前线,周总理表扬了他。其他子女在书里都用“二儿子”、“三儿子”这种称呼,我父亲不想让子女们仗着他出名。

  【关于“传言”】

  “谷开来是谷牧女儿”系误解

  新京报:谷牧原来姓刘,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改姓?

  刘会远:我父亲原名刘家语,他在老家文登师范读书时,中共党员的身份暴露,党组织让他撤出来。离开家乡后,怕影响家里人,不但不敢给家里写信,连名字都不断变换。他在北平左联发表文学作品也用过几个笔名,比如刘曼生、刘景希,后来用谷牧这个笔名比较多,慢慢的人们就叫他谷牧了。

  新京报:现在在上网搜索“谷牧”时,联想词条里会出现“谷开来”,有些人以为谷开来是谷牧的女儿。这有没有给你和家人带来困扰?

  刘会远:我们兄弟姐妹都遇到过这种困扰。我是这样应对的:可以说,我们家长辈将老领导老战友的儿女也视同自己的孩子,她爸爸谷景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左联时期曾是我父亲的领导,《谷牧画传》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我父亲用过的几个笔名“谷牧、景希、曼生”之中,也暗含了谷景生的名字,可见他们当时的关系,这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