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为什么强？

[ 摘要 ]“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出的广度、深度与品质厚度，可以说与三种因素有关：职人精神，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理念。

日货热现象的背后：日本制造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越发奇妙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不单是指传统的政治上的关系。从去年上半年赴日旅游游客数量的激增（与前年度同期比增长80%），到本年年初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大量采购从婴儿用奶粉、尿不湿到日常生活中用的各种用品——小到牙膏牙刷、指甲剪、各种文具、化妆品、保温杯，大到电饭煲、空气清洁机、空调——都一再让人惊奇。最近中国游客买断日本国内“马桶盖”的现象，几乎成了人类史上具有喜剧效果的事件。

闲话休提。这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惊奇”或“喜剧效果”，其实是源于我们自身对自己与邻人认知的不足。

最近十数年来，中国制造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委实可喜可贺。比如在汽车的制造数量上，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翌年便超过日本，拔得世界头筹，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然而，从一般意义上的“日货热”从未减退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可因自己的某种进步而妨碍了我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把握：在整体上，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特定领域、诸如家电以及最近几年手机等工业制品的成功以及某些技术的领先，目前还远不足以支撑起“中国制造”这一说法本该企及的目标——取得“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各种市场效果。“马桶盖”这个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商品，正因其特有的私密性，将日本制造的“强”戏剧般地呈现了出来。

那么，“日本制造”为什么强？

日货热的1980年代史：三大神器与现代生活

中国消费者对日货的认知，与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发生。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访日，先后参观了日产汽车、新日铁、松下电器等现代化工厂，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线。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从此带领中国民众开始走向一个新时代——向现代生活的转向。同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与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首的代表团访日，所见所闻则进一步坚定了现代转向中的“日本转向”策略：从邓小平亲自邀请新日铁的稻山嘉宽会长、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决定大幅度使用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ODA）贷款。

1979年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表明向中国提供ODA，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事实上，直到2007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最后一批贷款为止，在中国交通运输（包括道路、港口、机场等的建设）、电力电信（诸如光纤线路铺设与程控交换设备的导入）、农业水利（诸如化肥工厂的建设）、地铁等城市建设、医疗等领域，日本的ODA都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重要的是，与ODA关联的日本技术及背后的理念，得到了中国相当广泛的认知。

在史称“中日蜜月期”的1980年代，国人对日货的认知更直接源于生活经验。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日本对华输出呈现出压倒性的增长，其中1985年是一个巅峰。依据日方的统计数字，这一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以汽车和家电为中心的商品，比前一年度都有数倍的增长。比如，从日本进口的整车，1984年为6.7万台，1985年则增加了2.3倍，达到20万台。另外，与前年度的进口数量相比，电视机增加了2.9倍，冰箱增加了3.4倍，洗衣机增加了2.8倍（参见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編：《日中関係1972-2012II経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电视、冰箱、洗衣机，作为1980年代的现代生活标志的“三大件”（相当于当下语感中的“三大神器”）与庶民生活的结合，成功地确立了“日本制造”的高品质、现代化的形象。

在同一时期，为了扭转对日大幅贸易赤字的局面，中国政府制定了“技贸结合”，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完成品的数量开始得到控制——中国从日本进口完成品的前提条件是日方要提供相应的制造技术。不过，同期通过引进日本的生产技术而生产的制品，可以说完全无法与日货相竞争。同样使用日本技术与生产设备，却无法生产出与日本原装产品相匹敌的商品，这通常被认为是品质管理上的落后，被认为是“中国制造”的先天不足。这种说法，在当下依然可见。不过，由于中国某些技术的进步，这种对中国制造问题点的指摘，似乎也愈发微弱了。然而，这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是因为被不恰当地加以了转换与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