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云敏 赵细康：广东如何率先翻越“环境高山”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了生态优先原则和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能源结构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主动将绿色要素注入各领域发展的决心，以及更早、更快地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信心。

绿色发展是既能改善人类福利同时又不会危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发展模式。经验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共生现象，只有少数国家最后跨越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实现了绿色转型。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广东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生态承载力不断逼近极限。近几年来，广东在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呈现缓慢下降趋势，部分污染物排放显现“边际递减”的可喜特征，开始步入生态环境的“拐点期”。广东应抓住机遇，把握全球绿色趋势，继续加快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主动承担起为全国率先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使命和责任，率先翻越“环境高山”，为中国道路提供新注解。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传统的褐色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优先事项而非权宜之计。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不仅事关生态环境，而且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成长能力，只有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谋发展的理念，在坚守生态底线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力点，才能开辟新路径、打开新局面、开创新未来。

大力激发绿色增长动力。绿色并不意味着限制发展，而是新的发展动力和源泉。过去20多年来，全球产业演变的三大趋势正在为绿色发展创造绝佳机遇：一是以节能、环保、新能源和低碳为代表的绿色新兴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绿色创新和投资的活跃程度远远高于传统产业，成为许多国家对抗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二是信息化、智能化、软体化和互联网等轻投入、轻排放的新业态已经成为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力量，它在带来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在加速改造传统以物化投入为基础的产业形态；三是健康服务、生态旅游和生态产品等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获取高附加值的产业正在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广东下一步的绿色转型，应该紧紧抓住这些新兴的绿色新产业和新业态，实现经济增长源泉从褐色向绿色的根本转换。

强化生态红线与底线管理。与全国类似，过去30年多年广东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高强度、高冲击开发特征，在不到全国2%的国土面积上承载了8%的人口和11%的经济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占全国排放总量的8%-9%，单位面积的主要污染负荷是全国的1.3-7倍。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密度以及污染富集程度都极高，单位面积的主要污染负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17倍，单位国土面积工业废水排放是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1-3倍。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下大力气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强化生态环境承载力约束，在划定生态红线、守住生态底线方面下足功夫。广东已经编制了较为完善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生态环境规划，应尽快发挥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统领作用，推动生态红线的实质性落地，将生态红线、生态底线落实到国民经济各项规划之中，建立起以生态红线为“高压线”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建立起以生态承载力为“天花板”的生态管控格局和倒逼机制，在保护区内积极推动生态修复和恢复，在发展区内建立起以生态承载力和纳污能力为基础的评估评价体系，使生产生活空间隔离于生态保护空间之外，生产生活强度控制在生态底线之内。

加快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绿色体制机制。绿色发展的根本在于解决资源环境“负外部性”的内部化和绿色创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一方面，广东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发达的优势，加快推动基于资源环境产权体系的建立，完善资源环境的价格体系和生态保护、建设、修复以及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机制，以责任约束和价格机制引导节约、集约、绿色的行为，改变发展经济群起追逐、环境负债无人担责的窘境；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绿色的技术创新、工艺革新和产品开发补贴补助的政策体系，为绿色先行者创造激励相容的制度结构，实现绿色创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和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