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细康：新常态下的广东发展新方略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的重要判断。广东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新常态的特征会更快显现，适应新常态的紧迫性更高，引领新常态的意义更为重大。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立足新常态谋划推动广东发展。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常态给广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把握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明确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新常态下的工作，使广东发展在新一轮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一、新常态三大特征：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趋恒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外部条件、内部结构、要素禀赋、发展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因自组织变化而逐步演进到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均衡状态。经济运行的这种演进主要体现在速度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趋恒三大方面。具体而言，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区间逐渐步入中高速和中速区间，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将逐渐成为经济主体，知识和智力等高级要素将逐渐替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初级要素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

从广东来看，GDP的增长速度自2007年后逐渐回落，并于2012年比全国晚一年结束了长达20年的二位数增长。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广东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全国同步。在增长动力方面，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自2003年达到27%后开始回落到20%以下，并趋于缓慢下降，而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直到2013年才下降到20%以下。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广东经济比全国更早步入了新常态。

二、适应新常态政府要有新作为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日韩等国的战后崛起路径类似，是一种追赶型增长模式，在引进外资、产业政策、投资导向等方面，政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与日韩不同的是，中国的追赶型增长是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意志更强。同时，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与工作惯性，对市场的扭曲程度也更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目的也在于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如果说过去在追赶型增长阶段，政府的作为虽然牺牲了部分效率，但赢得了速度的话，那么，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政府如果不对其作为进行调整，有可能出现既无速度、也无效率的不利局面。

应当认识到，以前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些抓手，在新常态下的操作空间可能将相对有限。因此，适应新常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政府有新作为、好作为。应吸取日韩等国过度使用产业政策的教训，变歧视性的产业政策为公平导向的竞争性政策；应慎用行政性手段，更多利用法律手段去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应大力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市场垄断，将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建设方面。

三、新常态下的广东发展主线：从追赶型增长到创新型发展

2014年广东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如以7%左右的平均增速预计，2020年将达到1.5万美元左右。按照国际经验，此阶段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收入提高有赖于不断优化结构、提升效率，而实现后者的关键则在于不断创新。因此，推动发展动力转换，走创新型发展道路，成为了新常态下的首要经济命题。

应当注意，我们不能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简单理解为把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把创新驱动简单化。事实上，广东经济发展动力逐步衰减的关键在于原有创新方式的日益固化，创新收益趋于边际递减。换而言之，原有的创新活动更多的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原始性的发明创造。由于原始性发明创造活动具有风险大、技术转移壁垒高、创新收益保护的制度严格、创新条件（人才、环境等）较为苛刻等特点，与技术领先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追赶型经济体往往难以短期内在传统领域实现技术超越。相反，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低碳、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追赶者和领先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则小得多，实现技术追赶甚至技术超越的概率也大得多。

因此，推进创新驱动需要标本兼治。在治标上，要打通要素流动的障碍，把现有资源重新较快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新兴产业上去，引导资源、资金从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加速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把培育新兴产业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有效结合起来。在治本上，应加快积累技能型、技术型人力资本，积极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构造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创新成本和风险的制度安排。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