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起底江西“一大四小”工程 荒诞剧迭出
2013年的正月初七，江西省铅山县千余机关干部忙着植树
编者按：六年前，江西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绿化工程，耗资数百亿元。江西森林覆盖率原本已是全国第二，但一声令下，植树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政治任务，为应付任务和检查，各地奇招迭出，而从绿化工程中滋生的腐败案也层出不穷。
《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透露出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存在通道绿化、树种配置、市县考评标准“一刀切”问题。
二是存在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等“好大喜功”问题。
三是存在“租田种树”问题。
四是存在“成活率低”问题。
五是存在虚报年度绿化任务完成面积、虚报工程建设资金投入等“弄虚作假”问题。
“物盛而衰。”江西省某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强(化名)如此感慨。
仅仅在一年前，凭借着耗资巨大的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江西省林业系统尚风光无限。
省委书记亲自主抓、各地一把手亲任组长、安排专项资金、工作实行一票否决……2008年开始，“一大四小”工程在江西雷厉风行地推行。
然而，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2014年6月14日，新华社消息称，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6月25日，苏荣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在2007-2013年间，苏曾任江西省委书记。
苏荣涉及的具体案情尚未披露，但他任内主导的“一大四小”工程已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早在2月21日，江西公布了《江西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让江西省林业系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租田种树”、“成活率低”……上述通报措辞严厉。通报还披露了招投标问题，资金挪用、套取、违规转包等经济问题。
有关工程的审计仍在进行。江西省审计系统的人士称，“这已是第二次”。此前全省448名审计人员分成112个审计组，进入各县市开展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尚未公布。
纪检部门的调查正同时进行。消息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5月以来，江西省纪委的专案组轮番约谈了江西省林业厅官员，特别是与“一大四小”工程相关的官员。
“现在难免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和所有江西林业系统的官员一样，李强正关注着江西林业的十字路口。
没人敢怠慢的“一号工程”
如今成众矢之的的“一大四小”工程，从一开始它的必要性就充满了争议。
2008年5月8日，江西省提出了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实际上，早在2006年，江西的森林覆盖率就已高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建。
“一大”是指确保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则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农村自然村的绿化，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5个月之后，江西召开动员大会，决定用4年时间在全省实施“一大四小”工程。从城市到农村，从高速公路到江河渠道，都制定了绿化目标。其中，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交通干线沿线可视范围内乡村全面绿化，确保“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
一场声势浩大的植树绿化运动随即在江西全省铺开。
工程一开始，江西省林业厅就抽调三百多名干部组成了100个督导组，深入各地督查指导。而公开资料显示，当年江西全省11个设区城市随即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一大四小”领导小组，从市到县到乡镇，层层签订责任状。
2009年农历正月初七，全省2.3万余名党政官员齐上阵，种下了12.7万株树木。从此，“植树团拜”就成了江西政坛初七这一天的“保留节目”。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江西省的“一号工程”。“没有领导敢对此有所懈怠。”李强回忆说，他所在的县领导曾“怠慢”过，但很快该县在考核中拿到了黄牌。按照考核办法，全省进行排名，最后的三名“差等生”要书面检讨。未完成年度任务的县市，取消当年各项评先评优资格，暂停国家和省级所有林业项目审批。
事后县委书记痛骂该县林业系统。后来，“每次检查组来，都让他们吃好住好，从此再没拿到黄牌。”
已于2014年3月落马、曾分管“一大四小”工程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两年前就曾在江西全省“一大四小”工程建设现场会上，对“差等生”如南昌等城市直接点名。
“干得好，就会直接提拔任用。”江西省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一位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成绩优异，很快从副厅提拔成正厅。当时主导“一大四小”工程的省林业厅长更是升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成为江西省罕见的从林业厅长直接升任副部级干部的官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被中央巡视组批评为“脱离实际”的绿化工程几乎遍地开花。“那段时间几乎都是数字的大跃进，几乎每个县都是百分之一百多地超额完成任务。”抚州市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
按最初测算，“一大四小”工程总投资为约120亿元。但据江西2012年《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在工程后期，光2012年一年，“全省投入造林绿化资金近110亿元”。最新的公开报道显示，“一大四小”工程的投入数字，已达到225亿元。
曾被夸奖为“全省样板”的鄱阳县或许可见一斑。官方资料显示，2008-2012年四年间，鄱阳县造林总面积在全省列前三，总投资达8.77亿元。然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鄱阳县2010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4.1亿元。
当年受到表扬的这些地方，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后，在江西省委的通报里，业已被总结为“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
2014年6月24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江西省林业厅要求采访，但未果。
植树奇招
据江西林业系统的多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大四小”工程实施的近6年来，江西各地不乏荒诞剧发生。
“租田种树”一直是这一工程的敏感话题。2014年6月24日，一位退休的农业厅副厅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六分山，三分田，一分水，领导要求绿化达到63%，六分山种满了，还有3%就只能种在耕地和水里了。”
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国土部门察觉一些地方占用农田种树，但形成一份调研报告上报之后，杳无音讯。“很多荒山不栽树绿化，却占用水田菜地，占用基本农田(来种树)。”李强批评说。农民不乐意，政府只好补偿：“旱地每年每亩300元，水田400元”。以李强所在县为例，当时每年租地费用就达一百多万元。
而“砍掉大树种新树”的情况，早在2010年就曾遭到媒体关注。
在九江市下辖的瑞昌市，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条进城路上曾遍植高大的法国梧桐。但两年之内，它就遭遇了两次砍树风波：以修路的名义，先是挪走梧桐，换上香樟等树种;不满一年又拔掉重种。上述人士称，新树因此纷纷枯死，但案牍数字依然靓丽，算入“一大四小”绿化成绩。
为了完成任务，各种怪招层出不穷。
瑞昌市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西省内一家高速公路公司老总曾对其抱怨，由于道路狭窄、树木不多，但为了迎接省里领导的突击检查，他不得不连夜找人在高速公路两旁的柏油地面上铺上泥土，插上树苗。
而在另一条高速公路上，上述人士也曾亲眼见到，为了防止树木倒伏，公路业主方专门砌了一堵矮墙保护，用混凝土固定树木。
按照林业部门的惯例，植树主要季节在3、4月份。但上级经常搞突击，最终让地方植树变成了不分季节和白天黑夜的运动。
“8、9月份，气温都到三十多度了，你还能看到路边植树。”李强表示，夜晚摸黑在公路两侧抢栽树苗，则成了江西多地的奇景。
江西省多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忍受不了“瞎折腾”，此前九江市林业局一位副局长，曾匿名群发短信，痛骂林业厅领导，遭到调查。虽然最后他没有被免职，但却被免去了一切分管任务。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这位官员采访，但遭到拒绝。
江西盛产苗木，却舍近求远从外省大量调进苗木，这也是江西林业系统官员普遍诟病的另一个问题。“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要尽可能缩短苗木运输时间，尽量在本地采集。”南昌市的一名苗木从业者说。以2008年全省大规模种植的杨树项目为例，当时约3亿元苗木全由省林业厅委托公司到外省采购。要求匿名的一位林业系统官员说，苗木经过统一收集、长途运输，发到各地手里时，已有十余天。
虽然这批树木即到即种，但成活率依然极低。“在我们县，有的乡镇甚至不到10%。”上述匿名官员称。由于过于干枯，许多苗木已根本无法种植，直接丢在路边，成了农民的柴火。而一位此前在九江从事过苗木生意的人士说，那段时间他们都不用进货，“直接从路边拉就行”。
“3亿多元的苗木钱，就这样白白打了水漂。”一位临近退休的林业老干部摇头说。
工程里的腐败案
为了应对检查而紧急施工，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抛弃正常的招投标程序。“这为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2014年3月，抚州中院终审判决的原金溪县副县长徐俊受贿案可见一斑。
判决书显示，2010年12月底，江西省领导准备前往金溪巡查。当时金溪的高速公路刚开通，高速连接线尚未绿化。
“当时时间只剩下四五天。”工程承包方杜华秀的证言显示，“栽种的杨梅树基本都死了，很快就不得不补种。补种价格更高的桂花树。”次年又有省领导检查，徐俊直接将工程交给杜华秀夫妇，再度对高速出口连接线绿化进行提升。
这为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杜华秀的证言证实，因为时间紧，招标程序、合同签订都是到工程完工后才补办，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变通采取邀标方式—徐俊最终受贿6万元。
这仅是冰山一角。判决书还显示，当时金溪县准备启动约689万元的绿化工程，商人陈建明为了排除竞争对手，请徐俊设置了特别指向陈建明所在公司的额外要求，最终陈建明获此项目，获得500万元工程款。而徐俊得到5万元回报。
“一大四小”巨大工程背后的利益，让腐败成为公开的秘密。
业已出狱的永修县原林业局局长凌宗亮受贿案是另一个案例。一位九江市林业系统官员回忆，据当时通报，为了增加项目，凌曾在种植树木后，以没有整地为由，将树拔掉，花了50万元重新整地，并从中获得利益。
在南昌青山湖区塘山镇，镇长熊孟一次性受贿35万元，仅仅是因为帮人承接了该镇一处植树造林工程。
江西省委曾向中央巡视组自承，“一大四小”工程虚报年度绿化任务完成面积、虚报工程建设资金投入等“弄虚作假”、套取专项资金的问题亦十分普遍。
林木成活率亦可能成为官员寻租的工具。一位江西林业系统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考核办法，根据年度林木成活率检查情况，政府会根据考核给予承包方适当补助。“一些官员因此利用其负责设计、验收工作的职权，寻租早已不是秘密。”
“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
受访的多名林业官员看来，“一大四小”工程是“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
以早期规定的树种杨树为例。“杨树喜欢阴冷的天气，喜欢干燥。它到南方容易生虫。像我们江西，动不动就下雨，动不动又这么热，杨树一遇高温就容易生虫，成片成片地死。”
杨树的优点是速生，但它也是最容易被病虫害侵染的树种之一。在江西，害虫天牛的泛滥，早就是林业系统公开的秘密。如在新建县，该县林业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5-8月，全县杨树天牛发生面积已超过了栽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早有前车之鉴。赣州市林业系统的一位干部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赣州市通道绿化基本上以白杨树为主，由于树种单一，病虫害增多，已严重影响赣州市通道绿化效果。
“一般绿化选用常绿树种，四季常绿、树冠高大、生长稳定、绿化效果较佳。”江西省林业系统的一位老干部说，但杨树为落叶树种，在秋天为落叶季节，一到冬天，树叶落尽，给人一种阴冷感觉。“这就是个面子工程。”
除了树种，“施工质量要求不严，或缺乏现场技术指导，不能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也成了林业干部们指责的普遍问题。
“一大四小”工程的用地多在主要公路和城镇街道两旁、城市建筑空白地，这些用地或土质较差，沙石太多，缺少营养。植树时本该有针对性措施，例如原来是建筑工地的，应更换土壤。“我们经常讲施工时苗木要打浆，施用生根粉，填土时要填上层表土，拣净土中的杂物。”上述老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一大四小”工程大多是应付临时检查，这些措施并没有做。他甚至发现，很多地方填的竟是基建垃圾，石灰、水泥、沥青渣和砾石砖瓦。
应付检查之后，大多工程就匆匆验收，合格之后，再无人管理。树木自生自灭的后果，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在领导第一次检查后死掉的树木，第二次检查之前拔掉补种。江西某县林业局的一位副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接到通知连夜布置补种这样的事，他曾亲历多次。
风暴过后，等待纠偏
"一大四小’工程搞绿化本来是好事，但现在好事变成了坏事。”江西林业系统的一名干部称，“一大四小搞了几年以后，我们整个林业实际上是倒退了。”
“事实上，省里已经认识到错误，只是之前不好公开彻底否认。”李强注意到原副省长姚木根2013年底在全省“森林城乡、绿色通道”会议上的讲话，姚悄悄转变了方向，提出“林业工作的重心要从山下向山上转移”。
李强说，在会上，这位副省长再没有提到“一大四小”工程和平原种树的字眼，而是不断强调，“林业工作的重心是林区，对象是林农，本质是绿化，重点是山上”。
而此时，原有的“一大四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已悄悄撤销，部分遗留的工作已被另一个更少政治意味的“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所接任。
上山并不意味着形势好转，上述林业系统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山上缺乏管理，成材率低，江西省的林业经济效益正陷入了这几年最差的时刻。
“我省当前的营造林现状确实不容乐观，令人担忧，再不引起足够重视，我省良好的生态环境将逐步丧失。”新任江西省林业厅长阎钢军在2013年度全省营造林工作会议上证实了这一点，“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了佐证，阎钢军罗列了一组数据说明：全省活立木人均蓄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针叶林、阔叶林比例严重失衡，森林生态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等等。“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远看青山在，近看无用材。”阎钢军如此形容。
“如还守着63.1%的森林覆盖率唱赞歌，沾沾自喜，总有一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2014年1月27日，阎钢军在全省林业局长会议上再次强调。
编后语
人们往往关注打“老虎”还是“苍蝇”。但除了权钱交易，官员因“乱作为”或“不作为”，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危害。本期头版和2版两个案例所揭示的，恰好是权力不依法正确行使的两种极端现象。
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的江西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历时4载、耗资数百亿元。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权力失去约束导致“乱作为”现象—因为有“一号工程”的加持，这场“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科学的大跃进”得以强力推进。不仅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还为腐败大行其道留下了巨大空间。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廉洁也救不了他”。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只掌权、不负责导致“不作为”现象—由于童名谦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的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大面积的严重贿选发生，令人大制度和国法尊严蒙羞。
《人民日报》曾援引一位中央领导的话批评官员不作为现象：“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不逾越权力边界，都是为官的最基本要求;不仅关乎作风问题，更是法定义务。应当树立权责对等的权力观，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强化权力的内外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