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辨析日人“日清战争”观背后逻辑思维
据参考消息网7月17日报道 与10年前日本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日俄战争100年”相比较，日本大众传媒对于今年“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120年”相关话题的文章并不多见。但如果因此而以为日本报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对被他们视为“日本国民国家形成”、奠下日本军国根基的重要纪念日并不关心或已经遗忘的话，却显然是看走了眼。
甲午战争时期描述日军占领刘公岛的日本绘画作品(资料图片)
仔细观察近年来日本大众传媒和政界围绕着“历史”、“靖国”、“领土”、“整军”和“修宪”等一系列话题开展的舆论攻势，及对战后禁区的“突破”，敏锐的政论家都能从中看到“甲午”和“马关”挥之不去的影子。说得确切些，对于急于“摆脱战后体制”的现安倍政权、之前为修宪而制造危机的小泉政权以及民主党政权来说，怎样为大日本帝国进行甲午战争“合理化”解释（及如何看待《马关条约》），比起如何美化“振奋人心”的“蕞尔东方小国”打倒“白种人俄罗斯帝国”的日俄战争，具有更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释放船长”扯上“三国干涉还辽”
最明显的例子，体现在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之后，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一部分少壮派议员的激进言行。
针对当时日本官方以日本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拘捕船长和渔民（渔民先获释放），后在中国强烈抗议和未获美国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连船长也释放一事，一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们形容这是“相当于日清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至极”。
在一份由前外务政务官吉良州司和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牵头起草的“建白书”（即建议书）中，共有43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呼吁时任首相菅直人“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
所谓“三国干涉”，就是当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事件。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包括在媒体渲染和鼓动下具有“爆发性国民意识”的“国民国家”之子民）来说，如此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战胜品却得而复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以鼓吹甲午战争为己任的日本报纸《国民新闻》主持人德富苏峰在回忆他获悉这一消息时表示，当时心情简直是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对于战前满脑袋装满“皇国史观”和弱肉强食哲学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存有如此这般狭隘“爱国主义”的情绪，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对于战后“和平时代”（至少在表面上，“和平宪法”招牌一直都还挂着）成长起来的少壮派政治家，居然还停留于《马关条约》年代主张“侵略、割地、赔款有理”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不令人感到难以理喻。姑且不谈“释放船长”和“三国干涉事件”究竟有何可比性，单单看他们将后者视为“国难”的史观，就足以令人对日本今后走向的不定因素感到忧虑。
尽管日本大众传媒并未大肆渲染这个“建白书”，但从后来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外交和军事走向与“建白书”的“志士”们之构想与献策相一致。 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这些民主党少壮派激进人士具有掌控日本内外政策的能力，但却反映了具有近似史观的日本保守派对当下日本的出路有着共同的应对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