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年：谋划好“十三五”的开放大局

广东是外贸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外贸的突出贡献。2015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达到6.36万亿元，占全国的25.9%，连续29年排名全国第一。从全球来看，广东“由外及内”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适应了全球“微笑曲线”产业分工和转移趋势，集中于生产领域，发展加工贸易；二是及时抓住了我国加入WTO的市场和规则机遇，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两翼齐飞让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国际需求低位徘徊和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广东外贸受到很大挑战，进出口总值增幅连年下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两个条件在新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广东的开放优势和地位被削弱。

广东外向型经济环境在新时期出现了新变化

首先，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构。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演化出四个不同的国际分工格局。机械制造时代（工业1.0）的殖民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宗主国生产，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英国是最大受益国；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工业2.0）的大西洋体系，其主要特征是欧洲设计，美国生产，美国在这一时期成长为第一工业大国；电子信息时代（工业3.0）的中美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微笑曲线”布局，中国后来追上，成为世界工厂；智能制造时代（工业4.0）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对生产方式和产业生态带来革命性影响，使得全球资源配置成本降低，远距离多时空经营更加便捷，产业功能环节的专业化细分和国际迂回程度进一步提升，这将带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给已经适应了“微笑曲线”的广东带来了很大挑战，倒逼的转型必然带来阵痛，加工贸易下滑是最直接的体现。

其次，全球贸易秩序和规则正在重塑。目前，全球正在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一轮的国际贸易秩序和投资规则调整。一是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和投资规则主要形成于战后初期，有较重的霸权意识和战争烙印。旧秩序与旧规则的内在矛盾以及与当前已发生巨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之间的不适应性导致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发生。二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经济层出不穷，企业边界、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均发生变革，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资源配置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需要新规则，新规则要求提升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和资源配置的开放性。而当前，WTO体系失效，欧美主导的主张全球同质化的TPP、TTIP、TISA和新兴国家倡导的主张全球差异化的RCEP、FTAAP、“一带一路”等两类贸易投资规则和实践互相竞争，各有影响。已经加入WTO并在其中获益良多的我们面临这种调整和变局，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进出口的负增长也就在所难免了。

广东产业转型的主体是外向型经济的转型，要把创新打造成广东最大的开放优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搞好“十三五”的开放大局至关重要。广东是我国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主要依靠开放起家的，未来30年仍然离不开开放，离开了开放，就失去了在全国的最大优势。虽然近年来，广东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下降，但2015年仍然达到87%之巨。可以说，广东产业转型的主体仍是外向型经济的转型，转型成功与否，决定了广东能否继续确保在全球新的分工格局中的受益地位和在全国新的发展态势中的引领地位。

广东要主动承担全国开放战略的先行引领使命，就必须直面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和国际贸易新秩序所带来的挑战，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代表未来的创新经济的要素资源能否在广东集聚，能否让广东在新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环节和地位，而影响要素集聚的关键则是营商环境。受益于率先改革开放，广东的农村改革、土地改革、价格改革、工资改革、金融改革等走在全国前列，营造了有利于释放土地，集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但目前，一方面改革向全国拓展，政策被复制，广东的传统营商环境优势被稀释；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科技、人才、数据替代土地、劳动力等成为更重要的要素资源，而这些创新要素的集聚条件与工业要素不同，更加看重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平台吸引力。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位列第84位，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极不相称。

因此，广东要在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先走一步，把创新打造成广东最大的开放优势。一是要接轨国际惯例，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二是要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促进行政审批制度、企业投资体制、商事登记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系列改革；三是要提升开放能级，引进更多的国际大学、跨国平台和总部性功能机构，提升创新的平台吸引力。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