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普通人遭遇了什么？

        郑焉乾  编辑，广州

        在中国文坛以及很多读者的心目中，王小妮一直以一个诗人的形象而存在，她写得一手好诗，其诗温婉、从容、质朴、细致，是我特别喜欢的诗人之一。诗歌之外，王小妮也写散文，写小说，亦漂亮至极。比如，她不久前出版的小说集《1966年》，写“文革”，表达别具一格，特别有力量，是那种一读就让你放不下，并且读着读着就会让你慢慢坐起来的小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自己是“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在我看来，这句话用在王小妮身上也特别恰当，当然，行事低调的她可能并不喜欢这样的判断及评价。

        回归日常性

        “1966年”，看题目就知道，这是一部跟“文革”有关的小说。写“文革”的小说，并不少见，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一直到现在，很多作家都涉足过这个题材。那么，如何写、写什么，便成了问题。

        写“文革”的小说，比较常见的是两种取向：一是写山呼海啸的批判、血肉横飞的武斗等，着意于表现“文革”的灾难、噩梦与残酷；另一种取向则是写“文革”对人性的考验，写在残酷环境中人性的异化。在这两种“文革”叙述中，其实都隐含着一个前提：“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顺之，“文革”发生的1966年，当然也就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特殊性”只是存在于历史叙事中，而对于生活在1966年的人们来说，他们或许并不能提前感知到这个“特殊性”，他们并不具有穿越时间而提前预知的能力。那么，生活在1966年的普通人，在那一年，他们遭遇了什么？日常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面对生活的变故有怎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