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反家暴须先根除“家事”观念

◎郑渝川 自由职业者

报载，2015年至今，广东法院公开的涉及家暴的177宗离婚案件，男性施暴的案件占到九成以上，然而，大多数女性的维权意识较低，能够向法院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曾遭受家暴，并最终被法院采信的，占比不足一成。

迄今为止，仍有很多人将殴打、谩骂等身体或精神侵害行为，认为是家务事。就算是一个家庭里边处理不好这样的“家事”，人们也更习惯于找亲戚调解，旁观者则倾向于“劝和不劝离”。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一方试图去收集受害证据，会被认为存心不好好过，也不给劝和的亲戚面子。

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尊崇儒学、弘扬传统礼仪与民俗，成了一股潮流。儒学也好，传统的礼仪与风俗也罢，都非常注重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强调个人诉求与利益要服从于家庭的需要，这不免给家暴行为的受害者主张权益制造了心理障碍。

我们基于生活经验，总能在自己的社交圈、亲友圈中找到一些与家暴有关的个案。2015年发生在广东的家暴事件，显然绝不仅仅只有177宗，大多数个例的结局很可能是受害一方的退让、忍让。

本月起，有了《反家庭暴力法》。这部法律对家庭暴力说“不”，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出警、调查、制止等义务，以及相应机构的强制报告义务。这对于一些居民在遭遇严重家暴行为时，求助警方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让警方介入此类事件变得名正言顺。

但有了法律支持，不等于家暴就会自然而然减少。在此之前，一些法规对于妇女儿童（家暴的主要受害对象）已经设置过保护条款，但实施效果却很一般，比如家暴儿童可撤销监护人资格。如前所述，家暴行为在民间常被界定为“家事”，而且国人素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同时人们总是希望维持家庭稳定，希望受委屈的一方为之作出一些牺牲。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通过持续有效的法制宣传，不消除家暴行为在民间获得的“宽容待遇”，不将家暴塑造为道德上特别可耻的违法行为，那么，一部有悖于民意观念的法律也将缺乏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