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大副主任撰文：“两带”新格局下的重庆发展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较，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国家区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及重点也要与时俱进的调整优化。针对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特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去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9月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至此，沿长江经济带向东，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的“两带”战略构想成型。

　　 深刻认识“两带”国家区域开发开放战略的内涵

　　参与国际区域分工协作的举措。当下世界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但分化也同时存在。从总的发展格局看，任何国家或大区域通过相互之间从整体或某区域进行资源要素的限制或充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已经成为主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水平极低，在国际分工协作中处于劣势，以加工贸易和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沿海对外开放，属于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低级层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分工格局的变化，我国在开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开放层次不断上升；从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低端逐渐走向中高端。

　　这样的背景，催生着新的开放领域，“两带”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对外，将重点扩展到我国开放以来比较薄弱的独联体、西亚和东欧等地区；对内，坚持开放由沿海向内陆的延伸，顺应开发开放梯度推进规律，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提升，打造中国新的经济支撑面。与以往不同的是，“两带”战略是将对内对外开放同时提出，这是冲破传统的开放观念，从大范围资源配置最优化，大空间实现国际资本大流动的角度，提出更高层次的开发开放形式。这有利于我们统筹两种资源，运用两种技术，利用两种资本主动参与新的世界分工协作格局。

　　实现国内真正意义全面开放的新决策。区域分工和贸易理论证明，区域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区域内自有要素资源及开发利用的能力，更取决于区域吸引外部要素资源的动力，所以，生产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回溯我国开放历程，不乏“沿海沿江开放”，“T型大开放”，“长江沿海弓箭开放”的提法，但始终没有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或者说沿江与沿海开放没有形成对等层面。今天中国的开放领头羊仍然在珠三角、长三江和京津冀地区，这对于未来中国保持一个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局面是有缺陷的。而京津冀是相对后发的地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它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它的发展可以持续保持沿海推动经济的基本格局。但从全面开放看，尤其从梯度开发理论分析，我国的沿海和内地在自然界资源上呈梯度分布，这种区域分布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梯度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横贯东中西，覆盖11个省市，各类经济总量占全国40%左右，将它的发展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几乎可以立体化的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层次、各种要素、各类型态。特别是2000多公里的长江黄金水道，更是任何区域都难以媲美的重量级资源要素。沿长江经济带以黄金水道为纽带形成大区域整体板块，将成为国家在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长江上游紧连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重庆“渝新欧”线为代表的通往欧洲的大动脉，克服体制贸易壁垒，以大通关，大运输，大交换为特征，成为有效的连带了“两带”的链接点，将对内对外、对东对西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势必形成整个远东地区强大经济体。

　　 重庆在“两带”格局中的新机遇

　　重庆处于“两带”结合的焦点，成为“两带”大战略格局实施的桥头堡。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视察指导工作，从三个层面为重庆在新开发开放格局中定位，彰显重庆的独特优势，凸显重大机遇。

　　李克强总理指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这是从西部大开发角度的新定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得到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西部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同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升级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结构，逐步缩小了与东、中部的距离。但从体制机制看，西部存在很大的改革和发展的潜力。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西部大开发以来强劲发展，在改革创新中勇闯新路，人均GDP已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结构质量不断优化提升，在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高，配置半径不断扩大。按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要促进带动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应当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点区域。李克强总理要求重庆成为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给予了重庆提升内生动力，扩大资源配置能力的大机遇。这与党中央、国务院直辖以来对重庆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进入21世纪，中央赋予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等重大定位，而这次提出成为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更体现了新形势下对重庆功能提升的与时俱进精神。西部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根据梯度理论，在梯度推移工程中，不仅仅只是经济规模和科学技术的单项运动，而且包括了全生产要素的运动，即人口、资金、知识、信息和资源等等。重庆已经在开放中走到了西部的前面，按照“重要战略支撑”的要求，还必须抓住机遇，科学运用梯度理论，形成更大辐射范围的城市综合实力。

　　李克强总理指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这是从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大局的新定位。长江流域国土广袤，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特别巨大。在新时期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并非简单的利用水运的优势发展免税加工、加工贸易业和物流业，开发开放也并非简单复制过去的“优惠政策”或争取“政策倾斜”。长江经济带要实现区域经济全面发展，不仅体现经济带全域经济效益的改善与提高，还包括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方面的共同提升，在更大范围形成强大动力。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重庆要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应该是全方位的枢纽概念，既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包括文化生态的推进；既包括常规状态理解下的立体交通枢纽，更包括创新改革发展的先行示范。

　　李克强总理指出：“在向东向西开放中，重庆局域战略节点位置，要发展战略支撑作用”。这是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局的新定位。这要求我们把重庆的发展置于全国区域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认识、去思考、去谋划。从地理位置上，重庆处于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叉连接点，形成了将以水路为特征的经济和以陆路为特征的经济相结合的明显优势。区域经济理论认为，聚集经济产生于大量经济活动的地理关联，尤其是不同地理环境的经济差异性，更有利于大区域中的某区域形成快速的增长极，从而形成地缘经济更高领域的辐射性和带动性。重庆正是这样的增长极点，向东沿长江可以融入到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条件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的长江流域地区，向西除了我国最广阔的西部地区外，可以沿渝新欧线将开放的触角放宽到欧洲以东的整个东欧、独联体和西亚区域。战略节点的位置创造了战略支撑的地理条件，而要实现战略支撑，就必须放眼全国发展大局，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新一轮开放战略，把握这一重大机遇，充分地发挥重庆的区位、产业、资源和改革创新的优势，参与“两带”建设，融入国家新开放格局，在服务开放大局中发展自己，在与“两带”区域合作中提升自己。

　　 重庆在“两带”新格局中的重大任务

　　在区域层面上做好三大工作。一是从全市角度坚定不移地推进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提高自身实力是发挥区域中心作用的前提，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是符合重庆市情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从资源禀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所形成的发展潜力三大要素，来确定的各区域主体功能，它既能有效地避免区域发展的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形成合力；它既能科学合理的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又能有效的形成对周边要素的吸引和使用。推进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将分类的投资、财政、人口、考核等政策落实到位，使功能区域战略快出成效。二是从长江上游角度推动大城市群发展。按我市功能区划，功能核心区、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是一组由核心级层向外拓展的大城市群概念，要按照功能分工协作原理实施一体化的规划与建设，并放眼成渝经济区域，努力发挥特色优势，共同克服产业趋同现象。据分析，四川与重庆的产业相似系数超过0.9,这不利于成渝经济区的良性发展。要将产业趋同调整为产业互补，将同产业在经济区内由重叠生产转为链条分工，实现大区内的产业集群化。将原有的“西南一片”经济协调升级为产业互动和创新互动，将原有的“周围一圈”经济合作升级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典范。这样，使重庆在长江上游的中心地位随其科学的地缘经济战略得到提升。三是从向国内外开放角度，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要从向西开放依托渝新欧提高开放水平，继续创新跨国跨区域的统筹治理能力，以灵活开放的体制和姿态获取制度红利，要把“渝新欧”从贸易线路改变成大开放线路，形成以线带面的大贸易、大交换、大开放区域。重庆自身要倾力打造承接平台，打造综合型大口岸，承接沿线各种商品货物，依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网络，将重庆逐渐打造成欧洲、西亚、独联体地区的商品货物转口中心和销售中心。

　　在通道层面建设综合交通枢纽。重庆对内要统筹规划适应五大功能区形成的综合交通网络，特别是向西通道，形成产业走廊式的密集网，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在进一步解决自身通畅的条件下，网状般向城市开发新区覆盖。重庆对外交通必须实现长江水道，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的匹配和协调，特别是在沿长江走廊，不仅仅只是黄金水道，而是依托大动脉，形成立体的、综合的、高效密集的网络系统。与成都的交通联系应进一步提高密集化程度。目前长江流域的上游交通密集度是最差的，这极不利于发挥城市综合功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依托中心城市的对外辐射，该城市称为辐射源，按辐射源所处的自然环境，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可以成为点辐射(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线辐射(沿交通干线、沿海沿江)和面辐射(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的集合体。与此同时，通过立体交通网络，重庆还可以对合理经济圈内的地区(如一小时航空圈)实现跳跃式辐射。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主体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

　　在培育发展动力上深化全面改革和创新。重庆是我国改革老区，早在1983年就开始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重庆在新时期又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年初对重庆改革发展工作给予了肯定，李克强总理要求重庆向改革要动力，勉励重庆在改革创新中走出新路，打造样板。我市在改革创新上曾经有一些经验，现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调整升级的艰巨任务，要充分发扬重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充分利用重庆丰厚的改革土壤条件，充分挖掘综合配套改革所能提供的改革红利，大胆的围绕完善区域治理体系，在强化区域合作、完善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农村经济以及混合经济等方面深入探索。比如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上要创新，不要把自己囿于西南，要形成沿长江向东，沿渝新欧向西，沿兰渝铁路向北，沿渝昆渝黔铁路向南，形成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冲出西南，走向全国和世界，形成在“两带”新格局下的重庆大开放、大创新理念和思维，并诉诸行动。

　　在可持续发展要求上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又是三峡库区所在地，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长江生态安全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全局，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原理推动区域发展，树立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概念，进一步强化政府对生态区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进一步加大各种生态产品和排污权的交易力度，用“两只手”来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树立生态产品也是商品的理念，逐渐完善政府购买生态区公共生态产品的制度，制定区域性生态资源平衡表，认真测算生态区通过保护和生产创造的生态产品价值，以此作为上市交易的依据。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

　　在基础工作上打造最优的创业宜业环境。“两带”国家大战略的实施，需要相适应的大环境，重庆要抓住当前这个特别重大的机遇，实现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必须在构建创业宜业环境上下硬功夫。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造一个透明、公平、高效、廉洁的政府，必须尽快制定政府权力正面清单，明确划定政府权力边界。在公共服务、市场规则、环境保护等方面伸大手、伸长手；而在经济领域行政审批和企业管理上尽可能收手、缩手。二是打开市场大门，放宽投资领域，尽可能制定企业经营负面清单，以最开放的姿态吸引并欢迎社会资本向重庆集聚，各类经济实体在重庆落户。三是真正形成创业宜业的低廉成本，在市级权限范围内，真正设计形成物流、资金、原材料、房地产、地方税收的“五低成本体系”。(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