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安详解重案犯罪现场调查：走过必留痕迹
一名警员正在上海刑侦总队生物物证检验实验室DNA实验区中进行DNA预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主检法医师孟航对尸体进行解刨检查
当命案发生，痕迹勘察人员首先到场，然后是法医、摄录像人员、DNA生物物证检验员。
他们并不负责抓捕嫌犯，却让嫌犯无所遁形。
他们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简称刑技中心），负责全上海凶杀命案及部分重、特大案（事）件的现场取证、尸体检验和痕迹物证提取和检验。
“在我们眼里，各种细节都是有机结合的。”刑技中心痕迹室业务主管田巍说，“你不知道你所分析的结果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但它们最终会发生，然后验证你的判断。”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刑技中心设有法医、毒化、视听、枪弹、文检、指纹、电子物证、理化、心理测试、生物物证室等专业，还负责对刑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开展科学研究；对治安、纠纷、事故的调查和民事案件的诉讼等提供技术鉴定。现有技术人员167人。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痕迹是犯罪现场调查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刑技人员眼里，指纹、足迹、枪支、弹药、锁、纺织物、车辆都属于痕迹的范畴。田巍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刚刚开始搞痕迹时，一切都很散乱，但如今，在我们眼里，各种细节都是有机结合的。”田巍表示，他们的工作是为侦查提供方向：情杀还是仇杀，为财还是为人。
他告诉澎湃新闻：“美剧《犯罪现场调查》，相当一部分就是取证的工作。痕迹勘察的人最早到现场，有点像总调度。到达现场后，确认是凶杀案件，然后通知法医、摄录像人员、DNA生物物证检验员，在犯罪现场提取指纹，然后显现后交给指纹室，足迹经过照相冲印出来，放入足迹库进行串并，在现场有尸体，在初勘结束后，交给法医，运送去殡仪馆进行尸体解剖。”
澎湃新闻了解到，刑技中心的DNA数据库建立于2001年，目前数据总量达100多万，每年比中案件数为1400-1500起；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建立于2005年，库容380万人，每年比中案件数3000余起；足迹系统建立于2011年，库容约8万枚，每年比中案件数约4000-5000起。为其他系统提供资料、提供以及制作法律文书的现场勘查系统于2009年建立，库容约30万个案例。
在田巍看来，分析痕迹就像赌博，“你不知道你所分析的结果是否发生，何时发生，但它们最终会发生，然后验证你的判断。”
田巍回忆说，几年前，上海虹口区曾发生过一个案子，基层分局法医到现场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无法确定是否是命案，所以通知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当天下午5点多，我赶到现场，那是一个老式的门面房，前店后屋，但其实后面只有一个放床的地方，不到两米长。”田巍说，死者是一名90多岁的老太太，每天卖冥币，家徒四壁，感觉没什么可偷的。
“老太太像睡着了，身上盖着被子，没有明显的出血点，嘴角有一点血迹和体液。现场感觉很‘安静’，‘安静’得有些可疑。”田巍说，那么一个拥挤狭小的房屋，总应该有些凌乱，就像喝了水会把杯子放在桌上，凳子随意地放在桌子旁边，但这个房间却不然，“总感觉太平静，就像有人布置过。老太太睡着了，手很对称地放在胸前，被子盖得很好，没有大的褶皱，屋里的凳子齐整地放在桌子底下，充满了一种整理过的气息。”
头顶上的老式灯罩印证了田巍的怀疑，“面上很规整，但很快我抬头发现，灯罩上有几滴血，看到这一点，我确定不是自然死亡，于是叫法医、DNA生物物证都来了。”
DNA生物物证检验人员采集了血样，第二天化验结果显示是一名未知男性。经过数据库比对，从该血样提取的DNA，与闸北一起盗窃案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DNA很吻合。但是，案发时该犯罪嫌疑人正羁押在看守所内。
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
“他们家是四兄妹，三男一女，都有吸毒前科，于是我们对Y染色体进行检验，肯定是来源于同一个父系，最终我们检验查明，作案的是三兄弟中的老三。”DNA生物物证室副主任平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经警方查明，嫌犯的妻子是死者家的保姆，听说死者卖房子得了一笔巨款，回家跟丈夫说起此事。得知这一消息后，正愁没钱买毒品的嫌犯便上门作案。
田巍称，在杀人案件现场，50%的犯罪嫌疑人肯定会出血，“这种出血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有时根本不知道，他可能会清理完现场，但有些痕迹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留下了。而我们警方的勘察是立体式的，只要你留下了，我们努力百分百地发现。”
寻找嫌犯的单独血样
犯罪现场调查是基于程序、经验、推理之上的严谨科学：采集哪块血样，怎么寻找皮肤触摸后的留痕，如何提取更完整的生物物证DNA链。
“女性或者男性、卫生状况、精神状况、温度、湿度都会对DNA数据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过，我认为现在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做，而是到了现场以后，能不能发现样本。”平原说。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一个经典案例，“案发地是一个卖淫场所，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电视柜，走道很窄。”他到现场的时候，床单、被褥全部被血迹浸染，被害人是一名卖淫女，被刀捅死，倒在地上。
他回忆说，“第一次去现场，在水槽里提取到了混合血样，既有被害人的血，也有疑似嫌疑人的。嫌疑人有可能在行凶时受伤，但混合血样的不精准也影响我们的检测。”
第二天，平原再次来到现场，他要寻找嫌疑人的单独血样。既然在厨房水槽找到了血迹，那么从杀人现场到厨房，这条路径上可能会有血液滴落。
但是，平原发现这条路径很干净，无论是地面还是墙上，没有任何痕迹，“我当时就在想，这说明什么呢，从行凶的房间到厨房，嫌疑人的血被止住了，使得血没有滴落在地板上，要不然就是他包扎了。”
包扎要有动作，平原在现场寻找，没有发现卫生纸、纱布，“然后我又考虑，他出血口也许不大，会不会用什么材料擦拭了伤口？我视线集中到了床单上，床单上浸满血，我找到一处，血是擦拭状而不是滴落状的，一查果然是混合样本，说明嫌犯杀人的时候手上沾满了血，有他自己的也有被害人的。我们采取了一个很笨的方法，取了20多个点，最后在其中的两个点找到单独的犯罪嫌疑人的血样。”
刑技中心DNA生物物证室的提取能力有多强？
平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个细胞里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含量是6-7个皮克（1克的十万亿分之一），做100-160个细胞，就能提取很多脱氧核糖核酸。最早，我们只能做DNA生物物证多的，比如孤立的被害人血样。但现在极端检测，7-10个细胞，我们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DNA生物物证数据。”
在平原看来，最大的满足是做出结果的一刹那，和预想的完全一致，“我们的工作，最大的乐趣是能够无数次去经历‘考试’。检验过程是按部就班，但采集却不尽相同，你做出来的结果，都与当时的分析判断息息相关。”
平原表示，每年刑侦部门要接触1万多起血迹，会有一个容错率，意味着一年容许错一到两起案件，但是对这一到两起案件，做错了就是百分之百，“对我们而言，是不能有错误率的，任何一个错误，导致的就是毁灭性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人员配备上，生物物证实验室实施一组人专门检验现场物证，一组人专门检测犯罪嫌疑人的样本，避免样本之间交叉污染；在复核制度上，所有的结果都要请另一成员复核，然后形成文书，专门找资深人士复核，最后交由室领导做第三重复核。”
鼻炎是法医的职业病
尸体上的气味、斑点乃至每个伤痕都会告诉你，死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经历了什么。
不过，尸体要通过法医才能“说话”。32岁的孟航，在刑技中心法医室已工作5年，曾与上百具尸体“对话”。
8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跟随孟航和他的同事，来到上海松江区殡仪馆，目睹他们如何与尸体“对话”。
现场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身材瘦小的男尸，另一具是体型肥胖的女尸。因为被水浸泡过，两具尸体高度腐败，还没进门浓烈的尸臭就扑面而来，让人一阵恶心。但是，孟航和他的同事早已习惯，“气味是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如果无法忍受尸臭，那做不了法医。”
孟航甚至没有带口罩，“影响现场交流，特别是遇到大案子，解剖时现场就要讨论各种可能性，带着口罩说话听不清楚。”他说，这也是法医很多人都有鼻炎的原因，“算是一种职业病。”
打开二十多公斤重的法医包，孟航将“法医5件套”一字排开：各类刀剪、镊子、注射器、试管、棉签。他负责身材瘦小的男尸。
穿上防护服、戴上橡胶手套之后，孟航拉开裹尸袋，“首先是检验衣着，小男孩衣着已经没有了，就一个小三角裤。然后是尸体体表检查，拿卷尺测量身高，检查有无外伤。”
随后，他翻看死者眼部，球结膜十分浑浊，“这是判断死亡时间的重要指标。你再看，这个尸体的‘巨人观’已经形成，整个人膨胀变大；体表呈灰绿色，全身腐败静脉网已经形成；还有手足套也已经成形，手皮特别厚，像手套一样能剥下来。这些都说明尸体重度腐败，死亡时间已经很久。”
随后，孟航拿起手术刀，轻轻地在胸部切开一个小口，同时，他的头向一侧偏开，避开尸体内直冲而出的气体。
“先检查胸腔和腹腔，胸腔是心和肺，腹腔是胃、子宫和膀胱，当然这个男尸没有子宫，然后是颅腔。判断是否是生前溺水，重点是呼吸系统和肺部，口鼻腔和食管内是否有细小的泥沙，肺脏是不是比较膨隆，包膜紧张，触之有黏发感，我们不仅要看，还要触和闻。”孟航熟练地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解。
之后，他从肺部提取了部分液体和切片，带回实验室化验，检查是否有硅藻。又用注射器提取了部分尸体血液，“这是带回去做DNA比对的，帮助确认尸源。”最后是检查颅腔，孟航确认没有伤痕。
整个过程持续了40分钟。
孟航表示，“今天是解剖中最简单的。有些特别复杂的案子，比如一名中年死者突然被骂两句或者打一拳就死了，那还要考虑他伤还是病的原因，各占多少比例，这种要持续好几个月都有，要做病理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