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镜头见证尼泊尔人民的乐观与坚强
【记者手记之一】邱伟荣：为了捕捉一个新闻画面，等待个把小时是常事
本报记者邱伟荣在加德满都巴德岗地震重灾区采访拍摄。广州日报记者 苏俊杰、邱伟荣 摄
尼泊尔强震当天下午，接到报社的地震采访通知，我迅速打包行李与采访设备，同事小苏帮忙购买了必备药品，准备随时出发。采访过汶川和日本大地震，对于地震灾区的采访报道，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尼泊尔强震灾区采访的困难基本在意料之中。
27日下午到达加德满都机场，大量撤离的外国游客在排队候机，机场外的草坪上也搭着帐篷，里面睡着候机的旅客，他们静静的等待归家航班。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古建筑成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里抢救文物，不少外籍游客也加入抢救行列，他们戴着简单的手套，小心翼翼地扒开废墟中的砖土，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外籍游客的自发救援行动让人感动。作为记者的我，只能用相机记录着这一切。
体育馆安置点里，灾民躺在帐篷里休息，小朋友在广场里快乐玩耍，地震给灾民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他们仍然淡然面对。我拍摄的照片里，也是他们乐观坚强的瞬间。
尼泊尔是个有自己独特历史文化的国家，我在拍摄采访的过程中，努力寻找能够表现宗教文物损毁和抢救的元素，才能够将灾区情况真实直观的带给读者，我们去到文物损毁严重的猴庙，除了主塔损毁不严重，其它建筑严重毁坏，抢救人员在废墟中搬出文物神像，小心翼翼地抬到山下，我在现场守候了一个多小时，选择了废墟背景，等待三位救援人员搬离神像路过废墟时，按下了快门，拍到理想的画面。
帕斯帕提那神庙的火化现场，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地震遇难者都在此火化，这几天，原来的火化场地有限，巴格玛蒂河上的一块草地也成为火化的场所，24小时不间断火化遇难者，我在现场拍摄时尽量避开让人不适的刺激画面，同时用长焦远距离拍摄，以免干预遇难者家属。我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多一直坚守在现场，天将完全黑暗之前，火化现场烟雾缭绕，熊熊火焰与将黑的夜空形成冷暖对比。一幅现场感强，视觉完美的新闻照片展现在读者眼前。（广州日报记者邱伟荣）
【记者手记之二】苏俊杰：我通过镜头见证尼泊尔人民的乐观与坚强
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在加德满都地震重灾区采访拍摄。为了拍到更好的画面，苏俊杰不顾危险爬上公车从高点拍摄。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邱伟荣 摄
“你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去尼泊尔采访！”刚吃完饭的我，突然接到主任打来的这通电话，心中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参与国际性的灾难报道，却又担心自己不知能否胜任如此艰巨的任务。
顾不了那么多，我就开始打电话联系一同赴尼泊尔采访的同事，同时准备必要的器材与装备。而就在这短短数小时的紧张准备中，新闻播报的地震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我深知此次地震的破坏力之大。
快要抵达加德满都，在空中俯瞰加都，密密麻麻的楼房间，有数不清的或橙或蓝的帐篷，帐篷旁边也能看到不少倒塌的楼房。但由于世界各地军用救援机需要降落，我们的航班在加德满都机场上空盘旋了近一小时才顺利降落。后来听说，不少赴加的航班由于盘旋过久，燃油耗尽，甚至迫降临近的孟加拉达卡。在开往加德满都的飞机上，我曾问灾难采访经验丰富的同事邱伟荣，万一遇到悲痛欲绝的灾民，我们该怎么拍照？因为我不想伤害到劫后余生的灾民。没想到，到达灾区之后发现，我的担心都成了多余。尼泊尔人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我，走在废墟间，我们看到灾民大多都是平静的，几乎看不到痛失家园的悲伤。我甚至在一个帐篷安置地里拍到了一群小孩在推车上开心玩耍的照片，这张图片还成为了第二天广州日报的封面照片。
一开始记者也不明白，为什么尼泊尔的人们能如此平静，还能发自内心地露出善意的微笑，道一句“Namaste（尼泊尔语‘你好’）!”后来的采访过程中，他们有了答案。
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在加德满都地震重灾区采访拍摄。广州日报记者 苏俊杰、邱伟荣 摄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平静，见到我们还能发自内心地露出善意的微笑，道一句“Namaste（尼泊尔语‘你好’）!”后来，我采访当地人萨琳娜，她的一句话成为了我的答案。萨琳娜是南航驻加德满都办事处的雇员，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她，丢下家庭不顾，即使“五一”假期仍坚守岗位，为旅客服务。她对我说：“生命的终点永远都是死亡，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享受每时每刻的幸福，尽力做好目前自己能做的一切。虽然自己家庭也需要自己，但是我觉得帮助旅客回家更重要，如此关键时期更加不能离开岗位。”尼泊尔人感动我的细节实在太多，废墟前自发接力搬砖救灾，我们问路时的热心回答，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友善……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但人们都很知足，活得很幸福，是信仰让他们的内心变得强大。
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在加德满都地震重灾区采访拍摄。广州日报记者 苏俊杰、邱伟荣 摄
当我在帕斯帕提那神庙看到火葬仪式24小时不断举行时，我知道那一缕缕白烟意味着什么。面对大自然的力量，人类是渺小的。但人类的坚强团结能帮助自己跨过逆境。在泰米尔区，我遇到一名来自波兰的姑娘艾维琳娜（Ewelina），她告诉我，她在“脸书”上组建了一个呼吁世界各地志愿者加入尼泊尔灾区救援的群，她希望我能把她们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告诉给我的中国朋友。“不要以为帮助灾民就只有捐钱和捐物资，其实旅客来这里消费就是最好的救灾。”艾维琳娜担心地震后当地旅游业会萧条，希望游客不要担心安全问题，通过到尼泊尔旅游消费来帮助这个不发达国家，让这个国家早日摆脱地震的阴影。
我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听说灾区已经开始有疫情了，如何防止疫情的蔓延和重新振兴旅游业成为尼泊尔目前的两大难题。真心希望这片土地上可爱的人们，不会再受到更多的伤痛，无论是地上的裂痕，还是人们心中的伤痕，都能尽快愈合。（广州日报记者苏俊杰）
【记者手记之三】蚁畅：靠谱的团队是采访成功的一半
广州日报记者蚁畅深入加德满都巴德岗地震重灾区采访。广州日报记者 苏俊杰、邱伟荣 摄
这是一次忧郁而平静的采访。
忧郁出于死亡，出于对古庙被毁的想象；而平静在于，死亡和毁坏已见过一些。
于是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业务问题：需要哪些装备？采访必备工具？传染病预防药物？出入境材料？震区通行证明？
平常主要在国内混迹，境外灾难性报道，还是第一次。地震发生当天，主任打来电话，让我关注。几分钟后，就接到通知要求出发了。最初传出是超过8级的地震，我第一时间想起汶川，汶川地震时我还在读书…
经过近8个小时，我从家里出发到落地加德满都的那一刻，才感受到气氛有些紧张，一架架民航机在我们身边呼啸着离开，军用飞机上军人在搬运物资，远处，四五架直升飞机起飞，越过远山……
一连接网络，手机里不停传来塌方、雪崩、泥石流和尼泊尔各地的求救信息，一落地，我心里产生了第一个冲动：快点去现场。
需要克服的基础困难不少：交通工具、翻译、住处、WIFI、通讯、地震全景图等。也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才意识到，有靠谱的团队是采访成功的一半。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来自后方的支持，包括总编、主任、编辑、记者等在内的“尼泊尔强震”小组很快就成立了，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大本营”，帮我们解决的许多后方问题，也让我们在前线少了更多顾虑。
尼泊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加上地震影响，每次出门，都基本处于失联状态，大家都形成了默契，出门，安全第一，回来一起写稿。
由于尼泊尔与中国时差2小时，当我们回到住处写稿时，后方编辑部实际上已经过了交稿时间，多亏后方编辑部信任，耐心等着我们的稿件。
离开之前，我想起一位加德满都老人——65岁的加纳什。连续几天，加纳什先生一直当我的司机，兼任向导和翻译，在加德满都不同震区走访，他能说一点英文，口音较重，但能听懂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和他来到帕斯帕提那寺，采访印度教遗体处理仪式，他和我长时间地坐在岸边，看着一具具遗体化为灰烬，汇入江河，远处桥上，猴子在张望，牛呆站着。“我们每天如此，没有间断。”他留着大胡子，眼神平静。加纳什的眼睛，让我想起加德满都西边猴庙上的“佛眼”，它似乎能洞穿一切，处变不惊。
离开前一天，我和加纳什一起过马路的时候，他抓着我的手臂，“watch，watch”（大概是在叫我小心一点）。在那一刻，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国籍、宗教的界限。还发现，我们向来忙乱，给自己的安静太少。（广州日报记者蚁畅）
一开始记者也不明白，为什么尼泊尔的人们能如此平静，还能发自内心地露出善意的微笑，道一句“Namaste（尼泊尔语‘你好’）!”后来的采访过程中，他们有了答案。
2015-05-02 22:22来源: 广州日报
【记者手记之四】何涛：地震改变了尼泊尔人的悠闲生活
广州日报记者蚁畅、何涛深夜在加德满都地震灾区现场写稿。广州日报记者 苏俊杰、邱伟荣 摄
这篇日记是我今天在从加德满都飞回广州的航班上写的。连日来，我将身处地震灾区的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中国的媒体人有责任和义务把真实的灾情传播出去。
目前，尼泊尔的灾情仍然十分严峻，一些伤亡惨重的偏远村庄仍在等待救援，村庄废墟里埋着的尸体仍没有被挖出来，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
5月2日的加德满都，天气有些热。最新消息称，灾区已出现疫情。大地震过去了一周多，本该转为防疫阶段，但记者在多个灾区看到，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很少看到有在进行消毒的工作人员，而且当地医院极缺药品、血浆和氧气。
加德满都的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古建筑倒塌，由于严重缺乏救灾工具，灾后人们抢救文物都是用手捧灰土，用尼龙袋兜石头。尽管军人、警察和志愿者们干得很努力，但显然效率很低。
肩负报道当地地震灾情的重任，远赴尼泊尔的广州日报4名男记者。
加德满都市区看不到一座工厂的烟囱，在郊区见到的几个烟囱是属于制砖厂的。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物质都需要进口。从离开的飞机上向下俯瞰加德满都，整个城市只有零星的几幢10多层的高楼，其它几乎都是三四层的居民楼。城市里很多区域就象城中村。这就是灾难来临时真实的尼泊尔。
如此大的地震灾难，尼泊尔确实无力独自支撑，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援。昨日，在加德满都机场我还看到前来救援的中国空军的飞机。但另一方面，尼泊尔人展示了他们值得骄傲的传统。大地震后，加德满都秩序井然。尽管物资已经开始短缺，但仍在营业的少数几间超市里并没有出现抢购。菜价也没有上涨，几乎与地震前一样。乐观、自在的尼泊尔人平和地面对灾难和死亡。
尽管城市受损，但仍能觉察到发生的变化。加德满都街头可以看到印着漂亮女孩的冰淇淋广告。年青人喜欢的出行方式是骑摩托车，马路上不时出现后座上坐着长发女孩、穿行而过的摩托车手。穿皮夹克的影星和穿西装的老板成为当地杂志的头条报道。加德满都变得越来越开放，经济也在越来越活跃。
今年67岁的加德满都居民加比奇说，20多年前他的房子位于偏远的郊区，但现在已接近市中心。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房价也越来越贵。但是当地大多数人却没有得益于房价的飙升，他们仍然贫困。加利是加德满都的一位司机，他有3个孩子，但他每个月只有相当于700元人民币的收入，养家十分辛苦，而当地中等水平的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加利抱怨说：“现在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由于对救灾不满，地震后已出现了抗议活动。但是政府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速度来重建灾区，现在还杳无音讯。
突发的大地震似乎让坚守传统与贫困现实的矛盾更加突出。大地震已经改变了尼泊尔人悠然自得的生活，是否还会改变他们坚守的价值和传统？我不得而知。（广州日报记者何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