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习仲勋意识到“大逃港”是人民用脚投票
当年习仲勋意识到，”大逃港“老百姓是用脚在投票。
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习仲勋与霍英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建筑工地视察。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逃港潮”，其后还将出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潮”的剧情。
这让知名报告文学《大逃港》作者陈秉安耳目一新。陈秉安说，“长期以来，史界对这段历史不予置否，现在历史正剧能展现‘大逃港’，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认识。”
为写作此书，陈秉安曾历经22年，遍访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其中还包括广东省委原书记习仲勋。
8月10日，陈秉安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回忆了在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采访习仲勋的经过。
陈秉安认为，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签字开展家庭联产承包，但同年七、八月，习仲勋已带人去宝安县参观参观来料加工，考察投资和出口，已涉及改革开放深层次内容，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大逃港’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现在对这段历史的重视还远远不够。”陈秉安说。
习仲勋：改革开放与下面反映有关
澎湃新闻：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针对逃港潮，采取了哪些措施？
陈秉安： 习仲勋来广东后，一上任就到民众逃港情况最严重的宝安县查看。在此之前，宝安县当地已搞了些经济改革的土政策，包括允许宝安县农民过河去做生意。默许香港人过来投资办厂，试图把老百姓的脚留住。他们偷偷地做，不跟省委的人通报。
习仲勋去考察当地的来料加工厂，发现那些工人有收入后就没有逃港的想法了，习仲勋被这一实际情况触动了。
习仲勋了解情况后意识到，老百姓是用脚在投票。习仲勋发现引进了外资，允许了老百姓去港做生意后，沙头角的老百姓不跑了，连跑了的都回来了，习仲勋离开宝安时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在这种形势下，习仲勋默认了宝安县的做法。时任宝安县委书记后来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方苞说了一句意义深刻的话：“不是我们教育了群众，是群众教育了我们啊!”
1979年的1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习仲勋在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去习仲勋房间门口等答复，”方苞回忆道，“习书记很热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大逃港”现象在习仲勋的治理下就渐渐沉下去了。
1979年4月，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陈述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终于将底牌抛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习仲勋索性把话说痛快了，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澎湃新闻： 你在书中提到曾经采访过习仲勋，过程是怎么样的？
陈秉安： 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和一些领导人出席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方苞告诉我这一情况，当时我正在写《大逃港》，因为他是我书中的一个不能不写到的人物，就以深圳商报记者的身份直接到他们入住的宾馆采访他。我给他出示记者证，表明来意，他很爽快，就接受了采访。
我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习仲勋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我书中写到的文富祥吧。
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时曾与他有过一段谈话。年年超产完成征购任务的共产党员文富祥提出：“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习仲勋没有发火，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澎湃新闻： 习仲勋给你留下的印象怎么样？
陈秉安： 他很随和，对记者很尊重，也很重视记者的问题。他们当时到餐厅吃饭，我去跟他说想采访，他很乐意聊，给人的感觉朴实、踏实，没有架子，不浮夸。
澎湃新闻： 您怎么评价习仲勋治理大逃港？
陈秉安： 他是用改革的办法真正治理好了。
《大逃港》将出续本，聚焦知青逃港
澎湃新闻： 深圳历史上出现过几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什么背景？
陈秉安： 最主要的其实只有3次。1972年，出现的是一些知识青年逃港，没有形成太大的高潮，网上有人称1972年也出现了大规模“逃港潮”，不是很准确。
1957年，大陆出现了“反右”斗争。那时候逃港在农村可能不是很常见，在香港边境比较明显。老百姓不愿意入社，强制入社的话，不少人就跑了。老百姓认为在香港种田、打工更轻松，更能致富。
1962年那次主要是因为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广东省闹饥荒也很严重，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一方面扩大农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在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
关于这次大逃港的直接原因说法不一。据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陶铸从人道主义关怀出发，顶着上峰的压力，亲自下令把岗哨撤了，放开了边境三天，让饥饿的老百姓自由去香港。这就是至今深圳宝安县的老人们还常念叨“陶书记救我们性命，大放河口逃香港”的第二次逃港高潮。陶铸当时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澎湃新闻：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陈秉安： 困难还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逃港”的题材是个禁区，官员们私下禁谈，作家、记者不准写。那时要是谁要是说想写逃港的书或报道，是被看成有“有意抹黑社会主义”的嫌疑的。就是写出来，报纸不敢见报，出版社不敢出书。
采访的时候别人也不乐意介绍情况。逃过港的人也说自己没逃过。收集资料、采访都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不能让单位领导知道，也不能被采访者的领导知道。那时候，我只是抱定了一个认识：这种状况不正常，它是早晚要改变的。后来终于等到了公开出版的这一天。
澎湃新闻： 从“地下工作”到这本书发表经历过怎样的过程？
陈秉安： 稿子交给出版社之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也比较紧张。说是送上级审查了，结果还很难说。但一个月以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通过了，可以出版。书问世之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中国青年报的林天宏记者写了文章全面介绍《大逃港》一书解禁了，新浪、腾讯等各大网站都作了报道。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打电话给我，说陈老师，可能出麻烦了，上面要了五本书去，是不是这个题材不能碰啊？
广东人民出版社再次紧张起来。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没事了，通过了，也可算是“有险无惊”吧。此后，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等对“大逃港”这一历史，终于作了公开的介绍。此次中央台又提到了“大逃港”的历史事件，这本身就令人振奋。
澎湃新闻： 随着一些资料逐步公开，您会补充内容写《大逃港》的续本吗？
陈秉安： 正在筹备第二本《大逃港》，包括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知青“大逃港”。
红卫兵变成知青以后，在农村接触实际，开始了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知青“大逃港”。他们到了香港后，带去了知识，很多人后来在香港成名为著名的写手、金牌编剧、期货教父、企业家等等。他们有知识、肯干，为香港的经济文化建设灌注了很强的血液。
“对大逃港这段历史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澎湃新闻： 你怎么看待现在深圳和香港发展的关系。
陈秉安： 深圳在改革开放后，学习了香港的发展经验。前面20多年，经济发展很快，甚至令“老师”香港都羡慕不已，但是并不代表没问题了，腐败等社会问题依然严重。
澎湃新闻：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你怎么看待大逃港的历史意义？
陈秉安： 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是它——即一次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震醒了中国，也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从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但是，直到今天，有关的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某种原因，还不愿或者不敢直面这一段历史，似乎说到群众要背离社会主义逃港，那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了黑，很不光彩。
其实，正是有了这一段历史，才有了更光彩的改革开放呀！小岗村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别忘了，在此之前，在南海边上，还有一个改革开放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的宝安县。
澎湃新闻： 据你了解，以前大陆历史剧有反映大逃港的吗？
陈秉安： 提到“大逃港”的应该有，但是从不敢展开，不敢历史地、正面地来评价它、正视它。基本上都不是历史化的，只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描写。
澎湃新闻：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2集中，许世友跟叶剑英打电话反映“大逃港”的情况，希望中央拿决定，这个事情有权威资料记载吗？
陈秉安： 是不是有这么个细节，我不敢肯定，也许是虚构的，也许是真是存在的。但是叶帅是特别关注广东的事情，他本身是广东梅县人，家人也经常在这边来来往往，他非常了解广东的情况。
习仲勋到广东来是叶剑英、胡耀邦推荐的。叶剑英在广东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当是他的影响很大。叶剑英在广东开放中的成绩，好像我没有在书中提到，现在应该指出来。
现在历史正剧能展现“大逃港”，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史界对这段历史也是不予置否。很多历史研究者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认为“大逃港”是群众的激烈运动，有损面子，而小岗村的试验无伤大雅。
小岗村对改革开放的功绩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小岗村农民提出搞个体承包，毕竟是恢复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很难说有什么“改革”，更不用说是“开放”了。
而宝安县引进外资，办来料加工等是传统的经济方式的变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所以，把宝安县为了治理“大逃港”而搞的对外开放，说成是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把改革开放起点看成是曾爆发“大逃港”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某处，是有历史根据的，也是毫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