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

　　□丘峰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嘉应大学老师曾令存夫妇来沪，说要造访寒舍。我心里有些惶恐，因为我家的房子是最简陋的。

　　那时，我刚从广州花城出版社调回上海。上海住房极其困难，大约平均每人还不到4平方米，上级给我分配了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算是很好的了。因为忙，也因为缺钱，我没有进行一丁点的装修，就直接搬进去住，摆设上两只不值钱的衣橱和一张床，以及两只容量颇大的书橱，一张四方形的饭桌兼写字台，这就是我的家了。

　　就这么简陋的房子，要住三代四口人。我这简陋的家是轻易不让外人来的。

　　1989年初，新加坡大学教授、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王润华、淡莹夫妇访沪，想到我家造访，这使我为难了：他们都是名人，又是文友乡亲，不接待于情于理皆说不通。接待呢，家里简陋到了连上海一般的小工人都会“叹为观止”的地步，这样接待外国文化名流岂不是有损上海文化人的形象？于是，我找借口说我爱人刚生小孩不久，有些小恙，不方便接待，以此来搪塞。为了表示我的真诚，我特地驱车到复旦大学去拜访他们，并接他们到上海市政协内著名的丽都花园餐厅用膳。

　　后来，我印尼的两个妹妹、妹夫来沪，住在五星级的扬子江大酒店。我们见面后，他们执意要到我家，这一次我无法推辞了。他们来我家后，见到如此寒酸，心里也有些酸楚。我也不作解释，不去炫耀我多么“富有”：那藏书以及书橱里我的许多作品。他们是商人，那些书籍对他们来说是废纸。我父亲丘庚元和叔父丘克刚都是当年的印尼著名侨领，也是印尼著名的七星药厂的老板，我叔父在我考上复旦大学那年，曾欣喜异常，来信说毕业后他会给我买别墅，60年代中，我毕业后正逢“文化大革命”，他也曾经提出过买房子事，我婉言谢绝。如果他们看到我家这么寒酸，真不知会作何感想呢……

　　那次在家里跟弟妹见面时，为了打破“陋室”带来的窘境，二妹笑着说：“嫂嫂真漂亮！”

　　二妹是番妹，普通话说得不好，我没听清，再问她说什么，她又朗声笑了：“嫂嫂真漂亮！”

　　这是实话实说，我高兴地笑了，妻子也朗声笑了。

　　我妻子年轻美貌，为人热情随和，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生。怪不得临别时，妹妹再三问我在上海买房要多少钱等等，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婉转地说：“我们惯于清贫的生活，何况，上级领导也会考虑我们的住房问题。”

　　后来，我对陋室不再遮掩了。我有一种想法：各人志趣不同，追求也不同。我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想多留下一些精神产品。不久，《联合时报》、《深圳特区报》等编辑均向我约稿，我在《联合时报》上写了一篇《我的书斋》。我说，我没有书斋，但我又有许多书斋：车上、路上、办公室、宾馆、公共场所……都是我的书斋，我在这些地方读了“世间这部活书”（鲁迅语），写了不少随感。我再也不会以陋室感到尴尬，而是觉得陋室给了我丰富的生活想象，给了我无穷的乐趣。

　　那次曾令存来访，看到我如此简陋的家，惊异不已。不过，他接着说：“很好，很好。简单一些好。”我知道他是替我掩饰。我可以打赌：不要说沪上知识阶层，就是工人中也不会有我这样不花一分钱装饰的家，即便是在我老家：梅县城镇的知识阶层或是工人中，也决没有像我一样简单到不事修饰的家。不过，我总是崇尚这样的生活美学原则：简单就是美。

　　后来，我终于告别了那简陋的家，搬了新房子。房子面积不算小了，处于文人聚会的黄金地段，在上海像我这样几口之家有这样的房子，在知识分子中是较为鲜见的。而我家仍很简陋，只装修了三天：粉刷墙壁，用白水泥加胶水再加颜色往地上刮一层，再上一层蜡，装上纱门纱窗，完毕。没有沙发，没有空调，没有高级音响，只有一台16寸的乐声牌彩色电视和一架钢琴。在物欲横流、金钱生辉的时代，我这家也算少有的了。

　　刘禹锡在《陋室铭》里有两句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谪官，身居陋室，却志存高远，实在令人钦佩。鲁迅也说过，一个人不要为了生活所累，也就是要有所追求的意思。只有不断追求，不断创造，于社会才有意义。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