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中院副院长:城管不能追赶小贩 执法基本靠劝
■新快报记者 郭海燕
实习生 刘文鑫
通讯员 龚德家 罗伟雄
行政案例点评会热议城管败诉案，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
小贩王山(化名)如今已经娶妻成家，过着安静的日子。大字不识一个的他，没想到摆个摊被城管追出伤来，也万没想到能顺利告赢城管……。
同样，作为被告的城管，在奋起追赶时、成为被告后、选择上诉前，或许也没想到自己做错了，结局会如此惨败。
这场小贩与城管的官司，日前被搬上了广州中院第十届行政案例点评会。城管应该如何执法？如何保护社会底层的生存权？意见交锋间，暴露城管的执法无奈和问题，恰似当前诸多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一道缩影。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表示：“要分清职权边界，把行政权控制在笼子里。”
各家畅言
城管局代表：
暂扣物品成无奈手段
目前广州市流动商贩，估算有30万到50万，广州市的土地资源、市政资源有限，流动商贩队伍无限扩大，对城市管理造成很大压力。那怎样实行强制措施，才可以不引起矛盾？日常管理中，如果不扣押他们的东西，执法是没有效果的，只有他们没有东西贩卖才会停止。现在，每天因为暂扣发生的纠纷大概是700宗。
何富杰律师：
执法时应把握好尺度
流动商贩晚上摆卖一下，是其自身生活的需要，也方便了群众。完全消灭不现实，应当是怎样规范管理的问题。作为流动商贩，其知道自己的违法性，作为执法人员应当把握好度，不应当追流动商贩，扣他的东西。
刘文静教授：
应把执法对象放首位
很多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都面临难度，农村大量人群到城市谋生，给城管执法带来很大困扰，短期内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希望，执法人员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一味追求理想的效果，应当将社会的和谐、执法的对象放在第一位。对于社会底层人士的生存权或者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应当多一点教育和培训。
张永华教授：
商贩躲开城管，视为停止违法
流动商贩看到城管跑了就躲开了，是否属于停止违法？如果其停止违法，执法人员是否有必要去追？城管人员表示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执法。意思就是即使离开现场，也要追。本案中，我认为事实上，小贩已经停止了违法行为。
法规处代表：
如此判决，城管很难履行职责
专家和其他人员都是强调比例原则、合理性。法院在判决时是否要考虑流动商贩对社会和群众健康的影响。按照本案看，城管没有办法履行相应的职责。
肖志雄庭长：
问题重点是如何改变管理方式
城管执法的现状非常困难，关键是我们如何理性地改变管理方式。流动商贩对我们城市也有好的方面，所以不能灭绝，只能规范。我们要人性执法，尊重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案例回放
城管追赶 小贩摔伤
去年春节，小贩王山没有回家过年，来到广州花城广场摆摊赚钱。春节市容更得维护了，城管也加班。中午时分，两方遇上了。王山听说，遇上城管逃走就行，他骑着小三轮走了。不料，城管开着电动车在后头穷追不舍，逼靠王山，王山车子开上绿化带撞树侧翻，一根肋骨骨折。
城管见状离开，事后回来扣押地摊，在没出具清单情况下，销毁了王山心爱的大框。为此，王山将城管告上法庭。一审，城管被认定部分行为违法，扣押行为不当，应该赔偿2.7万元。城管不服上诉。广州中院二审作出部分改判，认为城管严重违法，见死不救有违社会公德。
观点pk
部分违法
一审法官黎锦明： 危害小贩人身安全， 属于部分违法
城管对违法摆卖行为进行查处，是法定职责；但在执法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不应危害小贩的人身财产安全，更何况小贩还没有任何暴力抗拒执法的行为。从法义上讲，城管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但我认为，公民的人身安全相对于城市的整洁来说，前者更重要，所以我认为城管处理不恰当。
严重违法
二审法官姚伟：城管无权追赶， 改判才能避免歧义
法院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下步执法，案件结果具有指导示范效应。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城管没有权力用追赶小贩的方式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并排追赶并靠向快速行驶的三轮车，小贩受伤后对其没有任何救助措施，城管罔顾小贩的生命健康安全，全部的追赶行为都是不当的，属于严重违法，原审判决仅认为涉案追赶行为部分内容违法不妥，也会引起歧义，应纠正。
分析点评
执法机关要预防执法过度
中院副院长余明永：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得把行政权控制在笼子里。”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如此说道。他分管的中院行政审判庭，日前召开第十届年度行政案例点评会。一年中最有争议和典型代表的“民告官”官司，一一被摆上桌面，让行政机关和各界专家一起揪揪问题、瞅瞅毛病。
和往期的劳教、收容、拘留等关乎人身自由的讨论不同，今年点评显得格外“接地气”。小贩被追赶撞树受伤，城管被判“严重违法”，这个案子，成为点评第一案。而后，公安如何处理遛狗纠纷，水泥车车牌弄脏被扣12分，医生生病为何无法认定工伤，一度引爆现场热烈讨论。
对此，余明永认为，诉讼案件可以反映出当前执法一个症结：行政机关过分强调执法权威而忽视维护百姓切身权益，重视效率而忽视程序、忽视百姓诉求。
成为被告的部门，级别越来越高了
从1984年中院接到第一个民告官案开始，这类案件数量就处于逐年攀升状态，近几年，一直徘徊在一千多件。广州中院行政审判庭披露数据，去年中院受理的一审案将近三百件，同比增长了一倍多。这个数据可以清楚反映出，民众现在不仅敢告，而且告的行政部门级别越来越高了。
行政诉讼从无到有到日渐成熟，案件类型随着时代变迁，也出现了极大改变。新快报记者翻阅史料了解到，30年行政诉讼历程，案件已由单一点的海关、治安处罚类穿透行政管理领域的方方面面。
数据显示，近年来，民告官案集中于村民待遇、城市建设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类。在所有案件中，广州各级政府成被告的几率最大，占据了中院诉讼案件的27%。其次是房价高企带动涉房产纠纷迭起，国土房管部门也频频被推上法庭，占据份额25%。
城管相对其他部门，算少吃败仗的
民告官，胜算几何？中院披露，2013年，行政机关的一审案件里，有过半的案件，法院是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的。政府败诉的有26件，败诉率将近10%，略有上升。此外，原告主动撤回案件的数量也较大，撤诉了近20%。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院审结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综合管理类行政案件63件，仅仅败诉一件。相较于其他行政部门，败诉率算低。
“行政诉讼是百姓维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中院指出，这些诉讼，包括原告主动撤销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大多存在一定瑕疵，后经法院指引得到纠正。
为了扩大执法效果，有时过度执法
中院司法审查报告指出，诉讼案显示多数行政机关在执法中，过分强调权威而缺乏维护民众权益，在行政处罚方面容易以罚代管，顶格处罚。而且，行政机关往往为了效率、方便，而出现定性不强、忽视程序、不予告知、缺乏人性考虑等情况，因为一些细节问题把百姓推到了对立面去。
对此，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认为城管败诉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城管在这种情况下，执法的权力和边界就是劝其自行改正，不改正才可以扣押物品。但是，行政机关为了扩大执法的效果，有时候执法过度。
“城管执法确实非常难，没有办法要求其自行离开，所以围着小贩不让他卖东西。但法律没有改之前，城管只能劝他离开。”
在访谈中，余明永说到，行政机关除了切实提高执法水平外，更需要改变执法观念，遇到问题要分清法律边界，要把行政权控制在笼子里，才能抛弃官老爷思想，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