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出走”能否带动“多点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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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多点执业将撬动人事(编制和职称)制度、支付制度、监管机制、医保体制改革,是落实“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最为活力的杠杆。
这两天,“医师多点执业”又热闹起来了,因为钟南山院士终于走出体制外了,他签约了浙江大学国际医院,成为该院的特聘专家。这则新闻在惊起一滩鸥鹭的同时,也给医生们选择多点执业起到示范作用。如果钟南山院士也多点执业,会不会推动医师多点执业呢?
国家层面上的医师多点执业新政自去年年底发布以来,各省陆续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但似乎上热下冷,医师们对多点执业的热情并不高涨,广东也同样如此。自3月实施新政以来,尽管广州、深圳、中山等地还出台地方政策推进,但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相比前几年广东试点多点执业同期略有提高,可相比于广东省21.7万的执业(助理)医师,多点执业的医师依然少得可怜。然而实际上,“多点执业”的医生一直都有,只是他们没有备案而已。为何他们不备案?他们究竟在担心些什么?钟院士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定自己是多点执业,也许是他的价值取向,其实不同形式的“走出去”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我也真希望院士们引领这一步,希望其名人效应可以让更多的医师走出去,为更多的人服务。如果把多点执业当作是“创收”,未免眼光短浅了一点,没有把多点执业看作是医生成为社会人的战略的一步,最终是医生价值的体现或回归。
院士“出走”与否,完全是个人意愿,本无需过度解读。院士“出走”也并不是始于钟南山院士,早在N年前,其他院士也在多点执业。这些院士级的“大咖”在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属性机构多点执业,他们的团队与门徒也支持了“挂单”机构。在广东就有不少的“大咖”到民营医院执业,比如郭应禄院士到东莞挂印,王忠诚院士到顺德升帐。王忠诚院士是“体制内”德艺双馨的神经外科泰斗,他与“体制外”的企业家达成共识,亲任院长在顺德建立以神经外科为核心科室的广东同江医院。人们之所以对院士们到民营医院有杂音,也许中国的民营医院在大多数百姓的印象中是很负面的,他们背着“低水平、乱收费”的“原罪”。说实话,中国民营医院这种印象与国际上的“私家医院”的概念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我们是需要去纠正的!资本的属性本来就是赚钱的,如何赚钱就是取之有道的问题了。“私家医院”本来的属性就不是提供基本医疗(不是说私人诊所和全科医生),如果要他们做基本医疗就是强人所难!因此,院士级的“大咖”到民营医院也应该是指导他们如何做提供基本医疗,这个任务由政府去做。再说院士能够“出走”在一个民营医院自然是作一番思考后做出的决定。院士与民营医院签约后,不管是当顾问还是亲自执业,自然会有一份责任感,会千方百计思考如何发展好这家医院,利用自身力量为该院的发展提供帮助。所以,如果有“大咖”加入,将为民营医院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活力,并通过“大咖”的改造,进一步使“私家医院”在不同领域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
对于院士等优秀专家“出走”,会不会影响公立医院的质量呢?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这个医疗市场很大,也很窄!很大,你可以到处走;很窄,合适你的地方不多!因此整个市场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就是一个充分自由职业的体制,为什么50%的人待在医院(不管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打工”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医院也给了他价值实现的平台。有不少院士不愿意“出走”,因为他价值实现了的同时,他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一些优秀医生之所以能够跳出来,是因为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的价值只有离开了原有的体制的“束缚”,才能够充分体现。但是,能够走出去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不多,整体不会影响到原有公立医院的“强势”,“出走的多了,公立医院所提供的基本根本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优秀医生出走带来的是整体医生职业的尊严的提升,不管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有优秀医生的产生和进驻。人们担心优秀医生脱离‘体制’影响医院的质量应该是一个习惯思维在影响着。”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随机问门诊患者:“你为什么来这家医院看病?”一定是说:“我信大医院。”有大庙就行,不管里面有何方神圣。不管大病还是小病,都跟着大医院走,而不是认医生,跟着医生走。所以,也造成医生对“庙”的依赖性:一旦我离开,是否还会有这样多的患者?我是否还是专家?这大医院怎么不人满为患呢?这又使医生怎么不往大医院钻呢?
医师多点执业远非“多点”和“创收”这么简单,任重而道远,它将撬动人事(编制和职称)制度、支付制度、监管机制、医保体制改革,是落实“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最为活力的杠杆。真希望院士们引领这一步。
廖新波(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 网名:医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