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的朋友经济 是向两国私人部门的利益让渡
自贸谈判中的关税的削减，不过是顺应巨额国际贸易的参与方减少私人部门利益向公共部门转移。
以“视人如己”、“先做朋友，后做生意”的眼光来看，自贸谈判中的关税的削减，主要不是为了在商业竞争中挤垮对手，而不过是顺应巨额国际贸易的参与方减少私人部门利益向公共部门转移，防止发生福利耗散的自然要求。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削减关税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冯维江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各有其比较优势又相互需要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量不断增加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事实。这一观点值得理论界参考。
7月3日到4日，习近平携夫人以“走亲戚”、“串门”的风格访问韩国，得到韩国总统朴槿惠隆重而热情的接待。访问期间，中韩经济合作的各种利好消息频传。举其大者，不乏签订人民币与韩元直接交易协议、在韩国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领导人就年底完成中韩自贸区谈判达成共识等关涉经贸全局的举措；论其细者，诸如分阶段扩大免签范围，乃至中韩泡菜合作等“地气”浓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内容，也都列入了此次中韩联合声明的《附件》之中。
中韩的经贸合作，既有战略上的亲近，又有执行上的细密。尽管就自贸区谈判而言，经历了11轮谈判，在具体要价和条款上仍存少数尚待弥合的差异，但正如朴槿惠总统去年访华时所言，中韩之间是“先做朋友，后做生意”，这较之一般的新古典市场经济匿名环境下“生意归生意”的生硬，平添了几层东方主义的醇厚温情。
自贸区的东方主义
对东方世界而言，自贸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舶来品。自贸区谈判的先决假定是，国家之间本处于对立或相互设置贸易壁垒的状态，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而设立一些规则来增加对手国竞争者的成本，以使得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能不被对方击败。
例如设置高的关税，政府从中也抽取了好处，本国企业也得到了保护。随着本国产业效率与自信的提升，开始与对手国开展谈判，以放宽本国壁垒为筹码，换取对方降低壁垒从而为本国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占领对方市场创造机会。
上述过程及其背后的理念虽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通识，但与传统东方世界人物往来史上“天下一家”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一家”体系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秉持的是兄友弟恭，厚往薄来。这个厚往薄来与朝贡贸易论者所言的，中央王朝单方面的超额“回赐”并不相同，而是一切参与者都是秉持一种恭敬严谨、厚人薄己的态度，来开展人员交往与财货交易，而不是只图自己在交易中占尽便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注意兼顾各方舒适度”。
只有真心把对方视为朋友兄弟，才能将对方国家的生产者也视同本国的朋友而非敌手（对于本国的消费者而言，这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肯真心照顾对方的利益，人物交往才能持久，才不会因为一时一事的冲击而彼此背弃。这在东方文化中并不罕见。
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曾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1970年航运市场景气，许多船厂都在日本造船，后来市场逆转，船厂纷纷退订，包玉刚坚持在造船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订船，缓解了日本船厂的燃眉之急。后来日本造船界视其为尊贵的主顾，景气回升之后，不管多忙都优先接包玉刚的订单。
向两国私人部门的利益让渡
这些在西方标准新古典市场经济看来可能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对东方世界来说其实不过是历史的常态。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样的常态注定要被现代的、匿名的市场经济所抛弃了吗？从中韩经济交往来看，未必如此。
尽管尚未签订自贸协定，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去年已经达到2742亿美元，超过了韩美、韩日贸易额的总和，今年更是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
这些事实意味着，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对韩国或者韩国对中国的“让利”或放弃“壁垒”，而是中韩两国的政府或公共部门，向中韩两国的人民或家庭与企业等私人部门让渡利益。
有人担心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会冲击中韩与其他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事实上，尽管关税等贸易壁垒的拆除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但长期贸易格局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经济体之间，由自然禀赋和社会历史所决定的生产结构上的差异造成的。
以“视人如己”、“先做朋友，后做生意”的眼光来看，自贸谈判中的关税的削减，主要不是为了在商业竞争中挤垮对手，而不过是顺应巨额国际贸易的参与方减少私人部门利益向公共部门转移，防止发生福利耗散的自然要求。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削减关税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各有其比较优势又相互需要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量不断增加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事实。
中国对韩国并未“见外”
中韩之间的朋友经济当然不限于自贸区合作，货币合作也是重头戏，是照顾双方彼此关切的重要表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的重要举措，其客观的后果，不仅是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是通过这种货币交往来为国际社会降低全球经济体系以往高度依赖于单一货币美元的风险作出贡献。
中韩的货币合作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据韩国中央银行统计，截至今年5月末，韩国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约700亿元。继美元之后，人民币已经成为韩国第二大外币存款币种。在此背景下，中韩之间的巨额贸易仍以美元为主要计价和支付结算媒介，不仅增加了中韩两国企业的汇兑成本，还平白增加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或对冲汇率风险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也给包括韩国在内许多合作伙伴以机会。伦敦、卢森堡、新加坡等早就提出希望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要求，韩国政府在今年4月也提出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意向。尽管从区位布局来看，韩国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可能对中国既定的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有一定的影响，但此次访问的“在韩国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给予韩方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等成果，对韩国的意向作出了善意的回应，这表明中国对韩国并未“见外”。
从大的方面看，中韩的朋友经济可能是对西方标准经贸合作方式的一种改良与超越，是东方主义的区域友爱精神面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更美好的未来，还有待于中韩两国去共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