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转型对中国的启示：如何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成功推行政治转型
习近平访问韩国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一观点值得理论界参考。
7月3日，习近平主席携夫人访问韩国，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韩，也是就任后首次专程出访一个国家。报道称，此次访韩国，两国元首将积极评价中韩合作，全面总结中韩关系发展经验，规划新形势下两国合作，达成许多新共识。去年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就率领了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可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韩国正致力于开启“国民幸福时代”，中国也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随着“中国梦”的概念风靡世界，韩国也凑了把热闹，但是，韩国梦早在转型时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如何从转型中崛起，从而跻身发达国家的?
韩国，位于东北亚，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51.5万(2011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转型，结束了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创造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东亚。此时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与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权威统治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权威统治者做出让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韩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韩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困难。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修宪，最终结果是变为了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极权政治，但权威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权威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间。朴正熙因此也成为创造“汉江奇迹”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执政期间，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朴正熙掌权期间还提出了“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
1970年代，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尽量缩短时间，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尽快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部门，政府决定改变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则，转而挑选一些大企业作为依靠对象，并为其提供极为优惠的资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经济落后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达1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里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在雄厚的现代经济基础上成为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向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型大体有两种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俄罗斯是激进式转型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短期成本;韩国的转型则被视为渐进式转型的代表，如通过逐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民主化改革放弃原来的极权式政治体制等。依靠渐进方式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则需要承受较长时期的痛苦的震荡。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非常贫穷落后，1962年人均国民收人GNI仅87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2006年达到17690美元，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历经了重大的变革，也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