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军：“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编者按：重提“郎顾之争”，是因为事涉国企改革的大问题。不遗忘、不回避、不漠视、不惧怕，勇敢地正视矛盾，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是“郎顾之争”十年后仍值得再谈的原因所在。本文不代表南方周末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更多分析文章。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争论，还是不争论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强硬还击，由此点燃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

争论从国企改革议题开始，迅速向深处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延伸。争论的主体从学术圈迅速蔓延至社会各界。代表不同立场的意见领袖高调登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争论双方在亮出底牌后，似乎都感到议题的宏大与沉重，及理论准备的不足。顾雏军戏剧般地锒铛入狱成为一个契机，争论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极其怪异地戛然而止。此后，争论，还是不争论，成为两大阵营内心的纠结。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体系里面有全面准确的表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本态度。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不争论”被其中一方抬了出来，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

十年过去了，当初绕着走的巨石却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不争论”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因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消弭，反而牵涉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歧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底层潜行，长时间地积蓄能量，如今正在强有力地浮出水面，成为当今社会阶层利益撕裂、改革共识破裂、政治诉求分裂的最危险因素。

如今，“不争论”正在产生变种。有人把正常的争论视为“反对国企改革”，企图通过封杀不同声音来制造“不争论”；有人干脆只做不说，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如此这般，千奇百怪。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演变成一些人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依据。

这场“争论”迟早还要再来。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拖延下去，最后的代价将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一场干脆的争论。

“郎先生”归来！“顾先生”归来！

务实，还是务虚

“郎顾之争”的发生，是国企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国企改革的整个历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企改革的理论创新一直滞后于实践探索。国企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现在回头看，国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一直处在曲折的“试错”过程中。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进一步阐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行动纲领，基本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线方针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有待破解，涉及具体的改革细节，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充实、完善和创新。

一些人对此并不服气。他们要么直接予以否定，要么进行相反方向的解读，要么就在具体实践上另搞一套。于是，理解与认识的分歧借助于理论的滞后，便将实践上的摇摆和偏差不断地放大，导致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理论的滞后又和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关。在国企改革理论探讨中，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是改革过程与经验的总结，或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学术界越来越喜欢“务实”，喜欢在具体操作层面发表宏论。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由于“务虚”与“务实”交错在一起，导致焦点弥散。加上学术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时候是各自表述，对天放空枪，结果谁都没被打中。你说理论，他说实践；你说实践，他说国情；你说国情，他说世界；你说世界，他又说回理论。相互对骂来回绕，东拉西扯一团糟。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重“务实”、重实践、重“怎么办”、干起来再说，侧重于让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话，那么在矛盾已难以调和的当下，应该重“务虚”、重理论、重“怎么看”，看清楚了，再往下走，必须回归让真理来指导实践。在把“道理”说清楚后，让我们再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朝着更加清晰的目标，重新上路。

左派，还是右派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尘封已久的斗争标签——左派和右派——翻了出来，分别给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贴在脸上。

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对左和右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互掺杂了对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角色认证，正常的学理争辩也带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击。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以右，可能还是一种时髦的雅称，说明你敢说话、有担当；被称呼为左，基本上就是骂人了，说明你思想守旧，阻碍历史前进。如果不幸被定性为极左，你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了。比如某位被归为左类的著名学者已公开抱怨：“现在的论坛基本上都不邀请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罔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当下社会存在的左右之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臆想。有这个臆想在先，必定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影响我们整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手段。

真理是没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会有左右的摇摆。

也许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或一些势力，对所谓的右有着固执的偏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与之公平、公开地论战，也并不影响我们从对手的身上发现寻找真理的线索。

因此向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倡议：从此不再以左右自诩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为就胜券在握，“顾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让我们回到学术圣坛，回到春秋诸子论战的环境，为我们各自以为的真理而战。

公知，还是良知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推到前台。

“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在这个50人名单及以后每年选出的50人名单里，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横刀立马的风头人物赫然在列。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尽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向全社会呼吁：其一，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朱大可语），请维护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敬；其二，请公共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护这个伟大的称谓。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良知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人类越走向文明社会，良知的力量就越明显。知识分子作为承载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强烈的良知意识。

如果我们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中国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又该如何维系自身的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其一，对历史负责。要有历史的负重感，凡事多从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延续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论断，更不可意气用事，张口就推倒重来。

其二，对人民负责。说到底，学术理论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只是为少数人甚至权贵阶层服务，那必定为君子所不齿。

其三，对学术负责。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别于普通民众，就在于其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抽离具体到一般，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导能力，切莫犯下连普通民众都知晓的逻辑错误和常识错误。

其四，对自己负责。知识分子应该是最珍惜自己名声和气节的人群，他们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知识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样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随意骂街。他们应该是有理论，有实际，真性情，敢担当。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对自己负责。这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争论，不管谁胜谁负，我们离真理就不远了。

最后郑重呼吁：其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环境。真理不怕争论，要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其二，要支持和监督媒体在争论中发挥公正、公平、公开的舆论平台作用，纠正某些媒体演变为单方面理论流派舆论工具的倾向；其三，既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要制止违背宪法的言行。

谨此呼吁并建议，表达对“郎顾之争”十周年的纪念。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