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公务员

这个社会正在对眼前的一代人习以为常。他们是奥运冠军，是中超球员，参加了《我是歌手》，出版过畅销书……

以出生年代将人群分门别类未必高明，却足够描述这群年轻人的特殊：他们是第一代接受过信息教育的人，眼前是一个可以无限跳转的世界；他们生于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电影和动画的影响超越了父母和老师；他们经历着一个全球化的时刻，对西方的了解不亚于对祖国的感知。

如今最年长的90后，已经近24岁。他们的身份，可以是一名公务员。

小鬼从政

“上个月我的出勤是29.8（天），当月一共才31天。”孙梅译说，“随叫随到，经常加班，清闲早就跟我无缘了。”

深圳市一所区级机关单位的办公室里，一位年轻人不住地抱怨着。窗外的夏风轻拂，没能缓下繁忙者的脚步。

“90后，这份报表你下午理出来。”“90后，民政宣传手册上的文字，你再重新校对一下。”……一个特殊的身份标签，或许只能留给时间去消融。在这里，孙梅译是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代年轻人。

2012年10月，人们在《深圳市行政机关2012年公开招考公务员公示公告》上找到了一丝别样的气息。当年6月，国内大学第一批90后本科生——即没有提前入学或者有跳级经历——也将正式毕业。统计显示，深圳市共有39名90后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为行政机关注入新生力量。

晚一年毕业的孙梅译，没能成为深圳市第一批90后公务员，却仍然是这所机关单位第一个90后公务员，和60后的处长、70后的科长及80后的科员工作在同一个屋檐下。“我是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很多老同志都不怎么叫我的名字，直接用‘90后’指代了。”

“太快了，真的太快了。这帮小孩都到了承担起管理人生、管理家庭、管理国家重任的时候……”刘清泉说。70后的他坐在办公室的最里面，周围有独立的资料架和书报栏，“曾几何时，我印象中的90后还在染头发，跳劲舞团，写火星文。如今，他们已经工作了。”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标签化运动如今已成社会常态。与70后乃至80后不同，90后是被网络最早标签化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经历了消费膨胀和急剧的全球化，习惯借助网络显示自己的价值与存在。

与年长者的正襟保守不同，爆炸头、花花绿绿的头发、诡异的妆容、奇怪的服饰……这些出格的打扮方式，是90后最早呈现给公众的形象。以致如今一提起“非主流”，网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90后”，并凭借着这些不加掩饰的自我标榜理解着他们；或许，也误解着他们。

“很多人都以为90后还是一帮小孩子，其实他们最大的今年都24岁了。”孙梅译说，“邓小平23岁就做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肖华17岁就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我们的年纪不算小了。”

一个人的看法，改变不了一群人的印象。在这个按部就班的单位，在这个杂事成堆的单位，许多人都在观望：这个更擅长活在《魔兽世界》里的孩子，能不能做好几件正事。

“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令我常常要接待一些访客。这其中既有前来洽谈投资的商人，也有离退休的老党员，还有咨询民政救助的乡亲。而对我来说，感触最大的也正是最后一个群体。”孙梅译说。

令孙梅译印象最深的，是工作不久所接访的一位老人。他三岁的孙子被确诊为白血病，想咨询一下民政部门有没有什么政策帮助家庭渡过难关。“大爷的年龄和我父亲相仿，只是显得更为苍老，言语间我也听出了他的窘迫。大爷一边说，我一边记录，由于能力有限，我只能将情况汇总给主任处理。”

这不过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常规接访，对90后来说，却是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我们都是通过网络了解社会的，但社会远比网络上呈现的样子要复杂得多。”孙梅译说，“很多人的境遇超过了我们之前的想象，好像与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对年轻人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刘清泉说，“这些孩子生活在一个物质颇为丰富的时代，优越的生活为他们增加了不少理想主义色彩，很难客观评判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真实地对待工作。”

理想主义，开始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慢慢消失。“我原先以为公务员就是一份理想的职业，事情不多，朝九晚五上下班，按时休假。”孙梅译说，“但现实完全不一样。最近一个月我们单位迎检，大家都在没完没了地加班，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忙碌，开始在这群年轻人身上显现，这不是组团打怪，不是说走就走，而是为生计、事业和未来打拼。时至今日，众多90后已经成为公务员考试大军的主力，同时也是公职人员乃至整个社会新鲜血液的重要补充。

到了夜深人静，一切才可能回复自然。电脑硬盘上，用于划分存储区域的不是盘符，而是年轻和身份的泾渭分明：一边是公文范本、Excel表格和领导讲话，一边是QQ空间、《魔兽世界》和《英雄联盟》。

另一种人

“一不留神，他们就长大了，来了，坐下了……”深圳市某区级商务部门的一位60后处长感慨。去年7月，这所机关单位迎来第一名90后公务员，1992年出生，一脸青春痘，“看着他，我有点慌，仿佛根本没做好准备。”

杨志超或许是当年深圳市最年轻的公务员，原因不过是“小学读了五年”。上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那种异样的眼神，那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张望，是传统对流行的审视，或者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隔膜。

“时代赋予90后鲜明的特征，他们张扬、自我，个性十足。”刘清泉说，“且不说如何管好他们、用好他们，单单是了解他们，都要花上一番心思。”

一代人走近下一代人，永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刘清泉依然记得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去年年底的一天，他给孙梅译发了一条工作短信，回复是两个莫名其妙的英文字母，“re”。

“琢磨了很久，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想问，又怕显得自己没文化。”刘清泉说。第二天上网一搜，才知道这是论坛上泛滥成灾的一个词，“re”代表着“receive”，意为“收到”。

作为与数字技术一起成长的一代，90后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语境。“他们的生活和网络是并行的，很多潜伏于网络的流行语，慢慢成为了他们的标准语言。他们习惯用语言来标榜年轻身份，而不太在意这里面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冒犯。”有语言学者如是指出。

刘清泉并不觉得90后使用新语言，是对未知者的冒犯，他更在意一种权威感缺失带来的无助。第一天见面约谈时，他故意出了几道“高深莫测”的问题，孙梅译却对答如流。

“年轻人思维敏捷、学历高，相比前辈具备很多的优势。”刘清泉说，“平时一些想法常常莫名其妙，总是挑战我，觉得我的一些做法不对……”

权威和不服从的碰撞，几乎贯穿于孙梅译第一年工作的始终。他不愿意撰写公文，更不愿意用传统的语言撰写公文。上级领导曾交给他一份社区宣传资料的文案写作任务，最终的作品却是用网络语言写成的顺口溜，“公文不能这么写？可老百姓愿意看”。

每个时代，都会给一代人刻下深刻的烙印。在社会学中，60后、70后是遵从权威的一代，80后是质疑和挑战权威的一代，而90后，他们正在解构旧权威、建构新权威。“我总觉得工作是修正自我的过程，90后却觉得工作是实现自我的过程。”刘清泉说，“他们有非常独立的人格，非常个性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面前，我们除了级别以外，没有其他的优势。”

90后生于信息化社会，随便敲击一下键盘，顶得上早年间学者一辈子的研究成果。你知道的未必超过百度知道，你隐秘的未必消失在网络论坛。在信息几乎透明的时代，刘清泉深感做权威之难，“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90后从网络等诸多渠道获取到了丰富的信息。你想教他们一点东西，他们知道的比你还多。”

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这是同事对杨志超的评价。今年开春的一天，办公室的网络突然出了故障，又赶上技术部同事在外培训，整个科室一筹莫展。这时，一个年轻人不吭声地走上前，不知道“拧了什么”“拍了什么”，几秒钟过去，一切完好如初。

“同事都觉得很神奇，其实根本没什么。”杨志超是家里的“电子通”，全家人遇到相机、电脑、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的使用难题，都由他负责答疑解惑。早在N年前，很多人还学着如何在电脑上注册QQ号时，他就熟练地通过手机通信软件与同学聊起了天。

类似的故事，一再出现于这个传统的办公室。今年5月，上级领导交给杨志超一项艰难的统计任务，限期三天完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志超搞来一套数字建模的专业软件，一晚上就交差了。

有人并不知道，这是颇有些“得罪人”的举动。技术部的同事，按部就班埋头苦干的同事，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套路，到90后这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私下里，领导有意地告诫着杨志超：“你什么都会，让那些老同志怎么看？”

一些非议，开始在单位出现。“跟90后的同事聊天，觉得他们一点也没有上下级观念，说话大大咧咧。”杨志超的一位同事直言不讳，90后越来越没有要尊重长辈的概念，“即使是面对四五十岁的老同志，说话也很直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偏见，还是产生了。对有些人来说，90后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

生活观

杨志超本不必承受这些，“毕业前本来签了个很好的单位，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国考，结果就考上了。”

他甚至有过不工作的打算。邓小平南方谈话那年，杨志超出生在深圳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早年间下海，积累下不菲的财富。“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而得不到的。”杨志超说。毕业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未来，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去国外游学几年，长长见识。

这几乎是这代人的集体特征。90后从出生到成长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收获期：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转身成为世界上人口红利最丰厚的国家、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一个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国家，一个消费着全世界产品的国家——他们在一个看似比任何时代都美好的环境下成长，享受着从未有过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很多90后离职的原因都很可笑，可能就是觉得不舒服，感觉不好，或者觉得单位异性太少等。”中山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一位老师认为。

说走就走的公务员，在这个社会仍属少数，但90的集体特征，依然在他们身上体现。“现在的孩子不好伺候，特别不能吃苦。”深圳市质检部门的一名领导说，单位最近两三年招聘的新同事，都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如果给他们安排一些员工们认为“没意思”或者是“自认为不重要的事”，有的人就想当然地应付甚至是不干。“如果我批评两句，他们马上就有情绪，甚至会反驳。”

你让他们加班，他们请你看《劳动法》；你让他们做调研，他们用QQ发问卷……这些不时发生在90后身上的故事，也在无数个机关单位重演。久而久之，化成一个段子：不要跟90后忆苦思甜，不必对90后苦口婆心，不要和90后谈做人很辛苦，因为他们只会回答你：“这么辛苦干什么？”

“我在网上看过不少段子，都没能准确描述90后的特征。”孙梅译有着不同意见，“都说90后家境优裕，幸福感很强。可农村还有很多为了改变命运外出打工的90后，城市里的90后也不能说都过得好，都一样好。”

1991年，孙梅译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靠开食杂店将唯一的孩子送进大学。由于基本国策的影响，城市里的90后大都是家中独子。当下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也难免在这一代人身上写下分化：有的孩子将两个家族的资源握在手中，有的孩子则将两个家族的责任扛着肩上。

90后的父母，大都是60后，他们虽然没有被“文革”完全切断知识脉络，也没有赶上国企改革带来的减员增效，高速发展的中国带来的收入差距，依然是这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90后的父母，有人成了“先富”，有人还是“后富”，有人奋斗多半生，依然“未富”。

“我的不少同学家境很好，开学报到时就用着苹果手机，拿着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孙梅译说，“不过也有不少人来自农村，家境贫寒，毕业后四处打拼，以求温饱。”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房子，因为物质，很多90后的年轻人初出校门甚至是在象牙塔中，就开始有了贫富分化，有的年轻人早早拥有了父母买下的房子，有的年轻人却难凭一己之力在这个城市立足，即便投身公门，依然如此。

“2007、2008年以前，本地公务员收入确实不低，60后、70后公务员享受到了好时光。”刘清泉说，“在阳光绩效改革和财政制度更为严格之后，刚刚工作不久的80后和90后公务员，压力很大，他们要供房、供车。”

这些年，新晋公务员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没赶上福利分房，身在异乡拿着四五千元的工资常常捉襟见肘，加之领导层多值壮年，短期内晋升希望渺茫，可谓没钱没前途。在办公室，孙梅译一直认真地做事，尽管有时的想法古灵精怪，最终还是会向领导低头，“没办法，深圳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不好好工作就会失去根基。”

离开学校将近一年，孙梅译有意地屏蔽掉了与同学的联系，“普遍的情况是收入比体制外的同学要低不少，而且各个单位老龄化都比较严重，平时都有大量工作压在身上，完全不比在企业轻松。”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有人底气十足，有人低调埋头，带着家人的憧憬，朋友的羡慕，进了体制内，当了国家干部……大家都是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这样说着笑着。“我却只能无奈而尴尬地附和一笑，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惆怅。”他说。

价值论

毫无疑问，90后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港澳回归、加入世贸、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时代的一往无前给他们刻上了新新人类的标签。在很多长者看来，90后是80后的加强版，在很多方面更猛、更锐、更极端，也更令人看不懂。

“现今社会上有种对90后的偏见：不懂礼貌、太自我、目的性强、不会与人相处、对自身缺乏了解、过于自信以及哗众取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官对90后考生的印象。”中公教育的一位老师说。这家公务员培训机构接触过太多准备参加公考的90后，最多的告诫是：颠覆负面形象。

没有哪个年轻人会认可这种偏见，在话语权的争夺上，90后依然处在弱势地位。他们的张扬被年长者放大着，他们的形象并不由自己的内心如实塑造。

90后常常活在各种有色眼镜中，公务员的生态环境也不轻松，90后公务员，或正承担着两重舆论场叠加的压力。“现在群众对政府工作要求高，公务员都处于‘放大镜’之下，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孙梅译说，“加上年纪轻轻，嘴巴没毛，老百姓更是难以信任你。”

2013年8月，孙梅译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笔工资。略显失望的年轻人随即发了一条微博：“3500元，一个小小公务员的痛苦生活。”不一会儿，评论便铺天盖地袭来，“腐败”“安逸”“爽”“购物卡”“奖金”……各种源自猜测的不满瞬间膨胀起来。

“十年之内不要参加同学聚会。”机关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梅译极少参加同学聚会，因为那里总少不了如是的“玩笑”：“你们是父母官。”“你们捧的是金饭碗，吃饭香。”“你们啥都不用自己花钱。”

面对些许舆论的高压，有人情难以堪，甚至愤懑无奈。“想我入职以来，不敢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还是做到了。我身边也有不少同样的年轻人，为何在‘喷子’口中我们全没岗位差异，全没职务区别，个个都变成面目可憎、吃拿卡要的样子？”孙梅译说。

“其实相比社会舆论，体制内部对90后似乎也缺乏一定的信任。”杨志超说，“领导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讲得了外语，就肯定不会说‘群众语言’；从小娇生惯养，肯定吃不了苦，成不了大事。久而久之，我们越来越体会不到成就感。”

在机关里工作了一年多，杨志超逐渐懂得了这间办公室的风格，不是“委以重任”，而是枯燥琐碎：“小杨，打份文件”；“小杨，接个电话”；“小杨，发个传真”……在呼来唤去的岁月里，没有多少90后公务员认为自己的才干在工作中得到了完全发挥。

“创新、自信和激情不是公务员最重要的品质，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确实让人难受。”杨志超说，“都说90后的人不能吃苦，但是我们其实挺愿意吃苦的。关键是想得到自身能力的提升，没有成就感的重复劳动确实很让人失望。”

刘清泉不记得自己是否有着这种挣扎的日子，他大学毕业的年数和90后的年龄相仿，认为“用力下沉才是浮出水面的关键”。他说：“90后可塑性很强。有些叛逆，但也急于得到社会承认，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掌声多了，就会更努力；指责多了，也许会多一些沉沦。”

“我认为还是要给年轻人足够的时间，我们要了解他们，他们也要认清自己。”杨志超所在部门的一位领导说，“90后必须明白，我们都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结构的一个小小环节，只有沉下心来做点微末小事，以后才能用更多的经验做些大事，惠及身边的人。”

“平衡这种落差，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孙梅译说，“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呼风唤雨，在游戏里可以纵横天下。如今面对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肯定需要时间慢慢调整。”

在很多过来人眼中，90后改变着这个世界，也必将被这个世界改变着。“其实哪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当年80后走上社会，社会对他们的标签也不好，什么‘抱大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其实现在看看，很多80后生活得非常好，事业有成。”刘清泉说。

深圳市一所区级机关单位的办公室里，同事依然在用“90后”指代着孙梅译。或许再过10年，这个称谓才能慢慢散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00后’都出来工作了。”

这个间隔，或许不必那么长久。2014年5月，一年一度的广东省公务员省考再次启动。最年轻的报名合格者，生于1994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人物采用化名）

（李焱鑫）

来源：《南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