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近6成村集体收不抵支 总资产曾高达1200亿
东莞之富在镇街，镇街之富在村社。
发达的村组经济曾是东莞最耀眼的名片。最鼎盛时，东莞的集体经济总资产高达1200多亿，这几乎是全国农村集体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但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东莞农村集体经济遭受严重阻击，全市近6成村集体收不抵支。赖以依存的“租赁经济”难以为继，当老一批“话事人”退隐，新一批村官因各种桎梏，在发展思路变轨前夕犹豫不决。
选择传统模式，前路将日趋逼仄，选择经营盈亏，谁当市场风险？专家建议，既然党政经“三驾马车”各有其责，不如把最专业的经济运营交给职业经理人，选择保险的项目公司化运作，甚至连公共管理，也可以承包给专业者。把自己的权利让出，这样的尝试需要莫大的勇气，却事关村民权益的崛起。
早期辉煌1978-2001
“一把手”的硬作风
张旭森认为作为村集体的当家人，很多工作不能脱离一个“硬”字，“如果现在要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去，我至少‘硬’对了几次”。
退休整整十年后，有关龙眼村的一切仍能够提起张旭森的兴致。他在龙眼村干了40多年，有33年是村里的“一把手”。在龙眼村，张旭森引进全国首个农村三来一补企业，把龙眼一手打造成全市闻名的亿元村，还最早将规划引入农村。2004年，龙眼集体纯收入即将达到巅峰之时，张旭森把权杖交给村里的年轻人。
“在他们身上能感受到一种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魄力。”东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李秋阳说，东莞农村集体经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体量，和改革开放时的老一辈村集体当家人的努力分不开。对此，张旭森认为作为村集体的当家人，很多工作不能脱离一个“硬”字，“如果现在要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去，我至少‘硬’对了几次”。
1978年7月，国务院出台《开展对外加工转配业务的办法》，改革大幕开启，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由此起步。龙眼村当家张旭森，充分领会上级意图，决定“硬”一次。“世世代代搞农业只能够吃饭，要想农民生活改善必须上工业”。
但反对的干部群众不少，“他们想不通，到处都在反外逃，你还要把香港人领进来，在当时的各种宣传中，香港人给大陆老百姓的印象都不太好。”张旭森决定先从骨干党员突破，前后多次召开会议，在村里争取更多支持。“另外，我赶紧跑到番禺，把准备在那边办厂的张细兄弟拉回龙眼。”张旭森这一步，事后证明也“硬”对了。
租赁式经济的示范效应
张细的发具厂投产仅一年，龙眼村委会就获得相应回报：集体纯收入从1978年的一穷二白上升到5万元，1980年还翻数倍升到20万元。
在张细的示范效应下，更多的莞籍港商回乡投资，租用村组集体物业办厂，或者直接租用集体土地自建厂房。张细的发具厂投产仅一年，龙眼村委会就获得相应回报：集体纯收入从1978年的一穷二白上升到5万元，1980年还翻数倍升到20万元。这种收取土地和物业租金的集体经济盈利模式，因其成本低且只赚不赔，迅速在全市普及。
刚刚分户承包的制度在此时被打破，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开发，集体经济又从分散回到统一经营的模式。“这为东莞农村日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全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埋下伏笔”，李秋阳认为，当年改革产生的租赁式经济模式至今仍是东莞集体经济主要发展路径。
“那个年代干工作，魄力很重要，认准的事情就要放手去干。”李秋阳在评价张旭森的“硬”时说，能“硬”起来就说明有底气。张旭森觉得他的底气是“一心为公”，“比如1985年前后，村里开始大量兴建厂房，作为书记，厂房给谁建，我基本上能拍板。”张旭森表示，如果这样做群众肯定会有意见，以后开展工作如何“硬”起来？所以那时起，龙眼村对厂房建设实行公开招投标，“村级工程在上世纪80年代招投标，估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 有”。
村办企业的特例
盼不到老板前来投资，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黎树根决定自办企业，短短几年便给集体带来数百万纯利润。
“龙眼模式”成为东莞大多数农村的选择，不过也有例外。
中堂潢涌走的是自办企业之路，由于自身交通不便，在1980年代初期，潢涌并未饮到“外商办厂收租金”的头啖汤。盼不到老板前来投资，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黎树根决定自办企业，他发现本地泥土资源丰富，水路交通还算发达，于是决定自办水泥厂和红砖厂，短短几年便给集体带来数百万纯利润。
对于利润分配，很多村民倾向于全部分掉，“但村委会认为应该拿大部分利润继续发展集体经济，经过多轮商讨，最后决定三七开，每年三成利润做村民福利，七成用于扩大生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潢涌村干部黎先生称，有大额集体资金作为发展后盾，潢涌村在随后几年又办起造纸厂、电子厂等数十家企业。
李秋阳认为，中堂潢涌把集体企业办得风生水起，在东莞是个特例，“东莞村集体经济完全靠自办企业，不以物业租赁为主的村子只有潢涌。我觉得这是潢涌当年老书记黎树根用自己的魄力决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强人，把全村力量聚在一起，潢涌的村办企业绝对没有今天”。
来自东莞市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自1989年到1998年间，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年均增长达27.5%。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迅速膨胀的同时，农村迅速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
中期之变2002-2012
“村改居”的甜头
雁田村在广东阳江市投资的阳江温泉度假村项目，投资多年后，收益保持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
东莞村组集体在新世纪到来之后首次迎来变化。2002年，东莞农村股份合作制开始试点。当年11月，东城街道正式启动“村改居”试点，村民不但拥有市民身份，还由此获得股份合作社股权。截至2006年底，股份合作制改革基本完成，全市120万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股民。
东莞采用“一次分断，固化股权”的方式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在预留适当的资产或股份以解决社区公共管理费用来源后，其余资产或股份全部量化到村民，明确配股的份数和股值，作为今后分红的依据。
促使股份制改革，与东莞市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当时的东莞，大多数村组两级集体资产总量已很庞大，原有的体制中产权不清晰，村企一体，分配带有随意性，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则是从根本上打破旧的体制。
凤岗镇雁田村尝到“村改居”的甜头，在2003年进行集体资产重组，成立“股份经济联合社”，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管理制度，以按股分红的原则分配收益。当年，雁田村在广东阳江市投资的阳江温泉度假村项目，投资多年后，收益保持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
李秋阳认为雁田模式依然建立在租赁经济基础之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村办企业支撑集体经济。“潢涌是唯一的，它的经验肯定不能在全市推广，没有哪一个村能像黎树根当年那样‘搞得掂’。说起村办企业，没有哪一个能保证不亏。”在李秋阳看来，当前基层管理环境的改变，导致管理层权威逐渐散失，“这从根本上决定村集体经济模式，只能依靠租赁经济，想要发展实体经济则难上加难”。
不过，“村改居”前后，仍然依靠租赁为主的东莞村组经济热度正在逐步下降，东莞市农业局统计信息表明，1999年至2004年东莞村组集体经济年均增速降为8.6%。
自办企业的难与痛
“收回厂房自己干，或许会赚得更多，但是技术、资金和市场你都不专业，风险摆在眼前，搞不好连房租都要赔进去。”
2008年，金融海啸迅猛来袭，东莞各地村组集体经济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矛盾最凸显的2011年，全市598个村中，收不抵支的村达到329个。“租赁经济”受到严重阻击，但像雁田村那样到外地投资项目的做法，有些村组也持保留态度。
在中堂江南村干了数十年书记的钟灿坤说他曾经留意过雁田模式，“江南村目前还不能去外地发展集体企业，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度问题，怎么监督，怎么管理。”钟灿坤表示，最关键的是办企业就会涉及盈亏，“赚了是应该的，亏了群众就有意见。还有个问题是，村集体领导班子过去连任很多届的情况较常见，现在不一样了，是一届届选举，换了领导企业的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
“这就是租赁经济为什么会占集体经济的主体，其他模式只是一种补充。”张旭森认同钟灿坤的这一说法，出租地皮出租厂房赚取的租金非常透明，每一笔清清楚楚，关键租金相对恒定，能给集体带来稳定的收益，“收回厂房自己干，或许会赚得更多，但是技术、资金和市场你都不专业，风险摆在眼前，搞不好连房租都要赔进去”。
李秋阳不以为然。“你们干不好，可以请人干啊，完全可以引进职业经理人模式。”2012年8月，东莞一次性下发了六大涉及农村综合改革的政策文件，涵盖了集体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管理制度、农村财政体制等多个方面。李秋阳参与了“六个文件”出台前的部分起草工作，其中就提到鼓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引进职业经理人操盘。“既然是经济组织，自然会涉及到经营，交给有能力的人做符合市场规律。”李秋阳建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请专业人员，把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法人治理结构的正宗公司，使之管理专业化职业化，最后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招聘经理人进行管理。
近期之困2013-2014
“工改商”方式投资房地产
“一旦改造获批，我们可以获得2亿元土地转让金，光这笔钱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就高过原先的厂租，还有入股项目后源源不断的商铺租金。”
“不管是自己管还是请人管，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投资的项目是否赚钱，第二仍然是监管问题。”张旭森称，投资的项目不赚钱最后亏了，村民肯定不买账，再者聘请职业经理人目前还是个新鲜话题，必须要有一套措施配合才行，否则谁也不敢贸然把经济组织交给陌生人。
钟灿坤暂时没有考虑过村办企业，“以前吃过亏，村里办企业赔了不少钱，我从老书记手上接过书记位置的时候，村里已经欠外债2000来万，收益必须稳定，做生意则做不到。”钟灿坤称，这些年来，在他和一帮村干部的努力下，不但还清了债务，每年还有2000多万元收益。今年江南村以股份经济联合社名义，向中堂镇党委政府提交了一份“三旧改造”申请，打算把村内江南纸业等5家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的企业，以工改商的方式投资房地产业。在递交申请之前，钟灿坤召开全体党员和居民代表反复开会。“一旦改造获批，我们可以获得2亿元的土地转让金，光这笔钱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就高过原先的厂租，还有入股项目后源源不断的商铺租金。”钟灿坤必须征得各方同意，争取广泛支持。
“稍微大些的事情，必须开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也是村集体不能自办企业的原因之一。”张旭森认为现在的这些政策，确实很大程度规范了村级管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限制了村集体发展。
两头受压的年轻干部
目前尚在任上的老书记钟灿坤，俨然也感受到了公共支出的压力，“每年光治安和卫生两项，就要花去我们几百万，所以只能选择稳妥的赚钱方式”。
“我们当年的限制相对少一些，目前接手的这批年轻干部，一方面要按照政策办事，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经济增长的压力。”说到年轻干部，张旭森认为年轻干部在学历上普遍比老一辈高，在村级经济组织的管理方面，经验可能会欠缺一些。“我退休后，有个年轻干部做了书记，当时我们看中的就是他的人品，能力还有提升空间。”张旭森对此毫不讳言，“有时候村里遇到棘手的问题，他还会找我商量。”
张旭森理解年轻干部的难处，以前靠土地产生大量效益，现在土地资源越来越匮乏，村级公共支出等经济压力日趋加大，要想让集体经济保值增值需要想很多办法才行，“有时候想了办法不一定能被村民代表认可”。目前尚在任上的老书记钟灿坤，俨然也感受到了公共支出的压力，“每年光治安和卫生两项，就要花去我们几百万，所以只能选择稳妥的赚钱方式”。
除了经营可以选拔人才，李秋阳认为，把村级公共事务打包交给专业人士管理，也能为村级集体组织减负，“村组不妨学学公务员选拔考试制度，面向全社会海选优秀管理人才，在管理手段方面，也可以把一个个村规划成一个个格子式小区，小区内的卫生、安保等公共服务，完全可以引进物业管理模式，这可以大幅节省公共支出。”采写：南都记者 李平
老村官的“强人政治”
东莞村集体经济完全靠自办企业，不以物业租赁为主的村子只有潢涌。我觉得这是潢涌当年老书记黎树根用自己的魄力决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强人，把全村力量聚在一起，潢涌的村办企业绝对没有今天。———东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李秋阳
新村官的“两头受压”
我们当年的限制相对少一些，目前接手的这批年轻干部，一方面要按照政策办事，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经济增长的压力。——— 龙眼村老书记张旭森
东莞村组集体经济大事记
1978年《开展对外加工转配业务的办法》出台，打开香港制造业内迁的窗口。
1985年开始实施“向农村工业化进军”战略，通过大量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推动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工业发展。
2002年启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
2006年底股份合作制改革基本完成，120万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股民。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297个村收不抵支。
2009年7月《关于推进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以黄江、厚街为试点，拉开村级体制改革序幕。
2011年6月村级体制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莞城、横沥、洪梅、石龙、中堂、长安、高埗7个镇街。
2012年8月东莞发展集体经济的系列政策文件发布，为村组经济转型升级指点具体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