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疫”及其对世界政治的深刻影响 《红旗文稿》2020年第10期
目前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已有99%的人口、98%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受新冠肺炎肆虐之害，由此引起历史上第一场并非“人对人”的战“疫”“世界大战”。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这场人与新冠病毒的“世界大战”波及范围更广，全球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国家被迫卷入，而且没有“中立国”，这将对世界政治及人们的观念与社会心理等产生巨大影响。
加快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西降东升”
有学者认为研究世界政治有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地理空间维度。从地理空间维度观察，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国际力量对比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一样，此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全球战“疫”首先将对国际力量对比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是加快业已进行中的全球地缘政治“西降东升”进程，即加快全球地缘政治重心由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向太平洋沿岸的东亚转移的进程。
在此次新冠肺炎肆虐过程中，欧洲成为重灾区。号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标准、最完善的医疗系统和福利制度、最文明的生活习惯以及有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作保障的欧洲各国，面对新冠病毒来袭，不但脆弱得像一群“巨婴”，且“各扫门前雪”，相互“截胡”其“一体化兄弟”的抗疫用品，尽显自私自利本性。新冠疫情不但沉重打击了欧洲经济、贸易和综合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尤其戳破了欧洲一体化的“皇帝新衣”以及欧洲政客所极力自我表彰的所谓欧洲“后现代”价值观、国际观与“全球治理”观，欧洲一体化恐将再受重挫，欧洲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将进一步下降。
与欧洲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继续下降成对照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中日韩和东盟的地缘政治地位将一步上扬。此次疫情期间，东亚中日韩等国虽然最先遭遇新冠肺炎肆虐，却因各国政府精准施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迅速遏制住疫情进一步扩散；而有儒家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民众较之崇尚“个人自由”的欧洲民众，更能自觉接受各种防疫隔离限制措施。以中国工厂为主体的实体产业链在战“疫”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及时生产出各类医疗防护用品，满足中国及东亚各国的战“疫”需求，甚至还向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大国提供了大量其急需的医疗防护用品。中国甚至出动医疗专家组到一些欧洲国家指导防疫救灾，这可以说是近代数百年来的一次“开天辟地”。
更要指出的是，与欧洲国家相互“截胡”、“各扫门前雪”形成对照的是，东亚各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能做到守望相助。当中国武汉率先遭遇疫情时，日本韩国等积极支持中国抗疫，这与欧美国家隔岸观火形成对照；直接救灾能力较弱的蒙古国给中国送来了3万头羊、缅甸向中国送来2000吨大米，以表示对中国抗疫的支持。而当中国疫情好转，日韩等国疫情肆虐时，中国又向日韩等邻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救灾援助。目前东亚各国疫情已进入可控状态，灾后重建工作逐步展开。可以断言，东亚各国灾后的经济复苏、反弹能力也会高于欧洲各国。疫情过后，东亚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抬升，而欧洲的地位则将进一步下降。
击穿西方“民主优越论”，政治体制多样化将成为世界政治潮流
分析世界政治的另一个维度是政治维度。全球抗疫斗争将以各国政治制度孰优孰劣、政府组织力、动员力及其效率的维度影响世界政治潮流。
近代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不厌其烦地宣称其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体制在全球政治制度比较方面有优越性，是世界各国的楷模。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更是把苏联解体、苏东剧变解释为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还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西方民主体制将替代其他类型的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唯一政治选择。美国更是宣称要在全世界“扩展民主”，并将其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然而，此次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一错再错的笨拙表现，暴露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制的根本性弱点。东亚各国有20多亿人口，约为美欧总人口的2.5倍，且新冠疫情最先在东亚中日韩等国暴发，截止2020年4月18日，东亚各国确诊病例约略超过13万例，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约略超过5000例。而美欧总人口不足10亿，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占全球确诊病例的3/4，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约占全球致死病例的90%。显然，无论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因病致死者绝对数，抑或是二者占人口的比例，美欧等西方国家较之东亚国家都高出很多。还要考虑，东亚国家较早发生疫情，给美欧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数周预警时间；并且美欧等西方国家较之东亚国家发达得多，其人均GDP大大高于东亚大多数国家，有着较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好的医疗设施。因此之故，对于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致死率较之东亚国家高得多，以及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得多等现象，只可能从政治体制孰优孰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及效率孰高孰低的视角，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政府权威不足、在应对各类危机时效率和动员力低下等等，本是西方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天然弊病，但美欧等西方国家却能把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游戏”玩下来，其中一个特定的条件是美欧等一直执科技和工业革命之先鞭，长期坐在世界财富堆的顶端，有能力汲取全世界的富源供其挥霍。就此而论，西方民主是一种政治上的“奢侈品”。即使对于富裕的美欧，这种政治“游戏”也仅适合于“承平”时期，危机来临即显力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各国政府都是一道大考，而美欧政府及其权力制衡和“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大考成绩显然不佳。
2011年，曾以“历史终结论”而出名的弗朗西斯·福山发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该书以所谓“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民主衰退’”为研究起点，在对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软弱”、权威不足、效率不高、“僵硬”等弊端表示“焦虑”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认为“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是“国家形成的范本”，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并盛赞中国制度的治理“效率”“能力”“系统性”，否定有关中国制度的所谓“极权说”等。福山对西方民主制度认识的“急转弯”，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消除有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推崇。
随着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这场并非“人对人”的战“疫”“世界大战”的进程，财富、科技、信息、现代化等将在全世界进一步扩散、分散，西方长期拥有的相对财富、科技优势等将进一步缩水、削弱，将更难玩弄其效率不高、耗费很大的民主“游戏”。美欧等西方国家要么改革其难以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这类大规模传染病流行造成的危机、互相掣肘、互相攻讦、效率不高的西式民主，要么听任西方衰落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此情形下，美欧当然不可能再像冷战结束初期那样趾高气扬地在全世界强力推广其民主模式。广大非西方国家将更多、更普遍地依据各自的国情、各自的历史文化及政治传统，自主选择并发展适合本国、本民族的政治制度，学习他国经验时也拥有了更丰富的样本选择。世界政治发展模式与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由世界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由选择。
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观与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一直为国际社会所顶礼膜拜，并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效仿。盛行于亚非等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概念与思潮，其内容与本质，简而论之，就是所谓“赶超”，即“学西方”“赶西方”“超西方”，尤其是“学美国”“赶美国”“超美国”，亦即效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
然而，西方所标榜、倡导、实行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就是“高消费、高浪费、高享受、高消耗”。受这种由“四高”驱动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牵引，人类在资源使用和消费等方面不加节制，放任、引诱、释放人对物的欲望，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地球环境被破坏、自然生态恶化、科技发展走偏锋。此次看不见、摸不着、小小的新冠病毒肆虐，竟然使得拥有各类最先进军事装备和高科技能力的西方国家手忙脚乱、难以应对，无疑将促使人们深刻反思西式物质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弊端。建设节约型社会、推进节约型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将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重视。
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对各国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影响是可能导致实体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回归潮”。一些国家甚至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之所以面对新冠病毒肆虐而束手无策、不堪一击，物资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产业链方面单打一地重视高端产业的研发，而对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基础产业视若无物，弃若敝屣。
欧美国家第三产业发达，高端产业和高科技研发走在世界前列，但其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产业却被抽空。当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他们连起码的口罩、防护服、测温仪、消毒水等医疗防护用品的生产能力，可以说是尽付阙如，只能一方面向中国等东亚基础物资生产能力强的国家求助甚至高价抢购，一方面匆匆组织生产。情急之下，为争夺这些基本医疗防护用品而你抢我夺，露尽窘态。更有甚者，有些发达国家因缺乏应对新冠疫情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干脆采取“鸵鸟”政策，奉行放任立场，把带有恶性传染危害的新冠疫情说成是普通疾病，期待患者碰运气地“自然痊愈”、自然形成“免疫力”；而当呼吸机不够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竟然按年龄大小决定谁优先使用呼吸机救命、谁只能“等死”。这对于号称发达富裕、医疗设施完善、福利条件好尤其是重视“人权”和“人的生命权”的美欧等西方国家，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刺。
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国际观与“全球治理”观
首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安全观。近代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玩“零和游戏”，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等逻辑处理国家间关系。冷战时期，美国为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而大肆发展核武器，冷战结束后，依然不遗余力地发展各种先进的常规武器，甚至具有一小时打遍世界的 “全球即时打击”能力的武器。然而，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这些高性能武器完全派不上用场。用以与新冠肺炎病毒搏斗的只能是“低端”生产线拥有国的普通工厂的普通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的口罩、防护服、测温仪、消毒水等“低端”、普通的防疫产品。这次疫情以其惨烈严厉警示人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仍是人类未来最直接、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人类必须为此随时做好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准备，而不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研制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军备竞赛，以及日复一日地进行传统安全竞争。盘踞国际政治舞台数百年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零和政治”观等，应受到国际社会唾弃。
其次，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也将深刻影响人们的国际观。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扩散的过程，表明了 “病毒无国界”这一冷酷的现实。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抑或是富国还是穷国，面对新冠病毒，都显露出人类的脆弱性。战胜新冠肺炎及其他类型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种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世界各国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合作，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共同应对。
再次，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后果也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与主张。冷战结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度打出了“全球治理”旗号。但他们倡导的“全球治理”逻辑，一是西方治理非西方；二是美欧等西方国家通过G7、世行、IMF等平台主导治理；三是以“全球治理”为名，强行向非西方国家推广西式民主模式；四是动辄采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等蛮力措施。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倡导世界各国，不论种族民族、不论贫富大小、也不论先进落后，一律平等原则；充分发挥联合国、G20等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紧跟世界发展步伐，同时倡导均衡发展、绿色发展、节约型发展；倡导“地球村”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国际和平、反对战乱、世界各国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和平与发展难题，共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肆虐这样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
（作者林利民，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