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村窝案7名村干全获刑 穗千万元贪腐大案正在增多
■冼村7名原班子成员被判处1年5个月到4年不等刑期。通讯员 罗伟雄/摄
因被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罚相对较轻
“信访了一年,他就判了两年!”昨日,冼村村民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走廊上如此吐槽。牵涉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一批开发商的原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冼村实业”)腐败案宣判后,原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等7名村干部,因为被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罚也相对较轻。其中,卢佑醒获刑4年,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新快报记者 郭海燕 通讯员 马伟锋 马英 彭勇
法院认定其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昨日,广州中院对冼村窝案进行一审宣判,7名原班子成员被判处1年5个月到4年不等刑期,其中卢佑醒被判的刑罚最重。
法院认定,2006年至2013年,卢佑醒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冼村村委干部、冼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及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期间,利用参与讨论村委决策、确定冼村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及冼村物业承租等事宜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贿送款项合计人民币105.4万元,港币8万元及价值人民币7000元的购物卡。
此前检方指控,冼村村委干部是受国家委托处理村集体事务,因此他们受贿行为应适用受贿罪。但是,法院认为检方的指控罪名不当,卢佑醒身份是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因此,此罪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精神文明奖没“明显不当”,不算贪污罪
卢佑醒等人还曾被指控借着精神文明奖的由头,涉嫌贪污700多万元。但法院认为,卢佑醒等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犯罪主体身份不适格,该班子每年领取的精神文明建设奖来源于集体财产,并非国有资产。
法院还认为,冼村申报发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奖金额是个人奖励数,并沿用原沙河镇的规定,得到街道批复同意才发放的。而且,从其他各村经济联社情况来看,原沙河镇管理的各村归到天河各街道办管理后,也仍继续按旧规定进行奖金的发放。
法院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在未有新的政府文件表明沙河镇的原有规定不适用的情况下,冼村村委会申报的奖励金额应认为是个人奖励数,卢佑醒等人没有非法占有集体财产的主观故意。此案在侦查及庭审阶段,多名冼村村委成员均供述对于违规发放奖金不知情,以为是自己应得的奖金。基于上述分析,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卢佑醒构成贪污罪名不成立。
昨日宣判现场,上百名冼村村民前来“围观”。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有些村民表示不满意,认为顶着这样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犯罪成本太低。
大阵仗宣判 为“使贪官恐惧 让百姓信服”
广州两级法院昨天集中对一批职务犯罪公开宣判,40多人获刑
昨日,广州两级法院对一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共40多名被告人被判刑。中院介绍,中院这边除去冼村7件案件因被告人身份系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一件行贿案因法定刑幅度原因而在5年以下量刑外,几乎所有案件都处5年以上的重刑,还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这样的大阵仗的职务犯罪集中宣判以及“死刑”处理,在过去并不多见。广州中院副院长廖荣辉对此表示,广州中院提出要“三严”会审,从程序、证据、量刑3个方面,严格惩处各类职务犯罪。广州中院刑二庭庭长郑允展解释,此举在于“使贪官恐惧,让百姓信服。”
千万元贪腐大案正在增多
新快报:随着“反腐”行动不断深入,广州法院受理职务犯罪案件有无发生变化?
郑允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案件数量的增长。截至11月中旬,两级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总数量就已经超过500件,涉及被告人730多名。这些,除了贪污、贿赂类犯罪占了80%以上外,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渎职类犯罪数量也慢慢增多。
新快报:这些职务犯罪主要来自哪个领域比较多?
郑允展:从被告人的身份来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占四成左右,国企员工约有三成,事业单位和村委、经济社成员分别占一成左右。
新快报: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特点?
郑允展:从近年的审理情况看,虽然40-60岁仍然是高发年龄段,但也出现了80后的身影,而且涉案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量有增多的趋势。一些案子,涉案金额动辄上千万。比如张新华案,甚至一笔的受贿都高达上千万元,直接挑战公众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基层“小官员”也能制造“大腐败”。
从直接权钱交易向“感情投资型”发展
新快报:被告人情人涉案的情况,这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是否多见?
郑允展:确实存在“情妇腐败”现象。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是情妇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牟取私利,或者是为了维系与情妇的关系,成为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我们发现,在个别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情妇的商业活动谋利,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受贿,但实际上是利用“权力”包养情妇。
新快报:家人或配偶涉案的情况多不多?
郑允展:职务腐败不少都与家庭腐败联系在一起,有由个人向家庭蔓延的趋势,有些是家属共同腐败。比如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大打“亲情牌”,怂恿或直接共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或地位影响进行权钱交易。不少行贿人都是从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入手,借此接近并伺机牟利;国家工作人员也会以子女读书、结婚、父母亲戚生病住院等“家庭幌子”收受贿赂。
新快报: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会遇到哪些难点?
郑允展:犯罪方式不断翻新,案件的隐蔽性也逐渐增强。从短平快型的直接权钱交易向长期的“感情投资型”发展。现在,行贿者往往对受贿人进行“感情投资”,以此“放长线、钓大鱼”。在这种模式下,受贿人也往往会以行贿人没有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为借口,拒不承认收受贿赂,导致案件侦查、审理难度加大。另外,如张新华这种犯罪行为次数多,持续时间长,造成取证和认定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