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佛山赤脚医生:穿行山间为老人看病 仅剩20多人

04.08.2014  12:15

赤脚医生

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一般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综述

他们是多年的老医生,常年穿行在山间,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他们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的多为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痛,但对于那些空巢老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一辆摩托车、一个药箱便是全部,如同一个移动的医疗室。

据报载,今年4月,佛山开始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截至6月30日,共有5.2万多户家庭18万多名居民签订服务协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为这些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实际上,在高明、三水等一些偏远山区,卫生站的医生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更早以前,他们有个通俗的名字———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卫生条件匮乏的年代,他们翻越山头、穿过田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已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如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也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

1

简陋的卫生站

初夏的清晨很早醒来,6点钟刚过,天已经大亮。一条蜿蜒狭窄的水泥路将10多条自然村串联起来,一直通往大山深处。道路宽窄不一,最宽不过两车道,最窄处只容一辆小车通行。这里是高明官山村,佛山最偏远的村庄,在山的那一边,是云浮市新兴县的地界。风吹过,道路两旁的稻谷哗哗作响,已是农忙收割季节。

吃过早饭,阳光热辣辣地照射下来。70岁的村民梁兰走出家门,来到几里外的官山卫生站。在前一天割稻谷时,梁兰的眼睛被稻谷打到,有些肿痛。几十年来,身体有什么大小异样,她都来找这里的医生郭木添。“头晕,坐不了摩托车,只能走路”,几里路,梁兰要走10多分钟。

白色的台式电风扇在木桌上缓慢地摇着,如同慢条斯理的郭木添。梁兰走到卫生站时,郭木添正在逗11个月大的小孙子玩。平时,没人看病时,郭木添与老伴就在卫生站里带孙子。除此之外,两人还种了1.3亩水稻,主要由老伴打理,但农忙季节,郭木添也要帮忙照应。

梁兰并不急着看病,而是与郭木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在熟人社会的农村里很常见,有别于大城市的拥挤、急躁、陌生,有些村民甚至端着早餐过来。陆陆续续有村民来到,梁兰就帮手抱下郭的小孙子,以便其能腾出手来抓药打针。

听诊、打针、写药方、刷医保卡、抓药,一系列动作驾轻就熟,只是聊到兴起时,郭木添常常会停下手中的活。每个上门看病的村民都会夸下小孙子,这让郭木添很受用,哈哈大笑。

相比起来,11公里外的白洞卫生站就没有这么热闹。没人来看病时,卫生站的医生徐泽文习惯背靠那张老旧的木椅上,脚伸直了搭在桌上,露出黑乎乎的脚底板,在他背后,一架锈迹斑斑的落地扇直对着吹。

卫生站有些简陋,两个铁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放着一些药盒,一条大长凳供村民候诊。卫生站后面隔起了一间狭小的注射室,摆着一张木凳子。山上接来的自来水,刚打开时还带有黄色,过一会才逐渐变清。旁边是嘈杂的碾米厂以及一家士多,午后经常有村民聚在这里打牌,大货车在门前的公路上呼啸而过,更显得卫生站的冷清。

而相距100公里的三水芦苞镇,把岗卫生站也位于公路边上。午后同样没有多少人来看病,两台吊扇飞速地转着,如同卫生站医生冼烈辉的语速,快得有些让人听不清楚。今年60多岁的冼烈辉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干净利落、精神矍铄,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着数根香烟,那是上门看病的村民请他的,他不抽烟,但总是礼貌性地接下来。

与高明两家卫生站都只有一个医生不同,把岗卫生站除了冼烈辉之外,他的儿媳也在这个月初调来与他共事。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点,有一间专门的药房,注射室也显得亮堂。

郭木添、徐泽文、冼烈辉年纪相若,有着相似的经历,如今都是驻扎在村里的乡村医生,为周边多条自然村的村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赤脚医生。

2

老中医的后代

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他们大多未经正式的医疗训练,医学、病理等知识较低,有时候甚至要一边看病一边种田。尽管如此,在当时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赤脚医生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徐泽文的家中仍有一本由中山医学院编著的《赤脚医生教材》,与《临床诊断基础知识》、《诊断学》、《内科学》等新旧不一的医药书籍堆在一起。书本已经翻得破破烂烂,书脊开裂,封面几乎脱落,这本1978年出版的书籍,扉页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徐泽文行医至今已近40年。1973年,徐泽文高中毕业,由所在的生产队推荐,到高鹤县(后分为高明和鹤山)卫校学习,一年半后毕业,回到白洞医疗站,“当时,医疗站属于生产大队,有4个医生”。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的医疗站也变成私有,“4个医生分开了,各自在白洞小学附近开了一家诊所,一字排开,好不热闹”。再后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差,陆续有人离开,最后只剩下徐泽文一家。

把岗卫生站的冼烈辉有着同样的经历,1970年高中毕业后,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三水卫校学了一年半的医学。冼烈辉的父亲是老中医,被推荐学医似乎顺理成章,“那时候正值推广赤脚医生,当时我不想去,但大队坚持让我过去”。冼烈辉之所以不想去,是因为觉得学习太辛苦。只有一年半时间,中医、西医、内科、外科、跌打损伤、儿科、妇科什么都要学,“可能现在要学两三天的课程,当时三四节课就搞定了,很赶,很辛苦”。

一年半之后,冼烈辉回到芦苞卫生院实习,两个月后便回到生产队的卫生站,为村民看病。在生产队,冼烈辉一个月可以拿10元工资,这相比其他种田记工分的村民来说,已经好了很多。

郭木添的父亲同样是老中医,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便跟着父亲在自己的诊所里干活。郭木添回忆,大约1985年他拿到赤脚医生证。“后来,高明卫生局组织了一次培训,到高明人民医院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培训完成之后,郭木添通过考试,并最终获得从业职格。时过境迁,当年的上岗证不断地变换,如今的版本已经变成五年一换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在郭木添的卫生站里,还有两排斑驳老旧的中药柜,每个小抽屉上贴着各种中药名称,纸张已经泛黄,那是当年父亲诊所留下来的。如今,大多数中药柜里已经没有了草药,“我父亲是老中医,以前我们还经常上山采药,那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很少去了,一方面中药医保没得报销,没有人用;另外一方面现在山上到处种桉树,喷除草剂,草药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