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佛山赤脚医生:穿行山间为老人看病 仅剩20多人

赤脚医生

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一般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综述

他们是多年的老医生，常年穿行在山间，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看病。他们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的多为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痛，但对于那些空巢老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一辆摩托车、一个药箱便是全部，如同一个移动的医疗室。

据报载，今年4月，佛山开始试点家庭医生服务，截至6月30日，共有5.2万多户家庭18万多名居民签订服务协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为这些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实际上，在高明、三水等一些偏远山区，卫生站的医生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更早以前，他们有个通俗的名字———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卫生条件匮乏的年代，他们翻越山头、穿过田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已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如今仍活跃在一线的，也如山边的夕阳，行将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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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的卫生站

初夏的清晨很早醒来，6点钟刚过，天已经大亮。一条蜿蜒狭窄的水泥路将10多条自然村串联起来，一直通往大山深处。道路宽窄不一，最宽不过两车道，最窄处只容一辆小车通行。这里是高明官山村，佛山最偏远的村庄，在山的那一边，是云浮市新兴县的地界。风吹过，道路两旁的稻谷哗哗作响，已是农忙收割季节。

吃过早饭，阳光热辣辣地照射下来。70岁的村民梁兰走出家门，来到几里外的官山卫生站。在前一天割稻谷时，梁兰的眼睛被稻谷打到，有些肿痛。几十年来，身体有什么大小异样，她都来找这里的医生郭木添。“头晕，坐不了摩托车，只能走路”，几里路，梁兰要走10多分钟。

白色的台式电风扇在木桌上缓慢地摇着，如同慢条斯理的郭木添。梁兰走到卫生站时，郭木添正在逗11个月大的小孙子玩。平时，没人看病时，郭木添与老伴就在卫生站里带孙子。除此之外，两人还种了1.3亩水稻，主要由老伴打理，但农忙季节，郭木添也要帮忙照应。

梁兰并不急着看病，而是与郭木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在熟人社会的农村里很常见，有别于大城市的拥挤、急躁、陌生，有些村民甚至端着早餐过来。陆陆续续有村民来到，梁兰就帮手抱下郭的小孙子，以便其能腾出手来抓药打针。

听诊、打针、写药方、刷医保卡、抓药，一系列动作驾轻就熟，只是聊到兴起时，郭木添常常会停下手中的活。每个上门看病的村民都会夸下小孙子，这让郭木添很受用，哈哈大笑。

相比起来，11公里外的白洞卫生站就没有这么热闹。没人来看病时，卫生站的医生徐泽文习惯背靠那张老旧的木椅上，脚伸直了搭在桌上，露出黑乎乎的脚底板，在他背后，一架锈迹斑斑的落地扇直对着吹。

卫生站有些简陋，两个铁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放着一些药盒，一条大长凳供村民候诊。卫生站后面隔起了一间狭小的注射室，摆着一张木凳子。山上接来的自来水，刚打开时还带有黄色，过一会才逐渐变清。旁边是嘈杂的碾米厂以及一家士多，午后经常有村民聚在这里打牌，大货车在门前的公路上呼啸而过，更显得卫生站的冷清。

而相距100公里的三水芦苞镇，把岗卫生站也位于公路边上。午后同样没有多少人来看病，两台吊扇飞速地转着，如同卫生站医生冼烈辉的语速，快得有些让人听不清楚。今年60多岁的冼烈辉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干净利落、精神矍铄，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着数根香烟，那是上门看病的村民请他的，他不抽烟，但总是礼貌性地接下来。

与高明两家卫生站都只有一个医生不同，把岗卫生站除了冼烈辉之外，他的儿媳也在这个月初调来与他共事。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点，有一间专门的药房，注射室也显得亮堂。

郭木添、徐泽文、冼烈辉年纪相若，有着相似的经历，如今都是驻扎在村里的乡村医生，为周边多条自然村的村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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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的后代

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他们大多未经正式的医疗训练，医学、病理等知识较低，有时候甚至要一边看病一边种田。尽管如此，在当时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赤脚医生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徐泽文的家中仍有一本由中山医学院编著的《赤脚医生教材》，与《临床诊断基础知识》、《诊断学》、《内科学》等新旧不一的医药书籍堆在一起。书本已经翻得破破烂烂，书脊开裂，封面几乎脱落，这本1978年出版的书籍，扉页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徐泽文行医至今已近40年。1973年，徐泽文高中毕业，由所在的生产队推荐，到高鹤县(后分为高明和鹤山)卫校学习，一年半后毕业，回到白洞医疗站，“当时，医疗站属于生产大队，有4个医生”。后来，分田到户，生产队的医疗站也变成私有，“4个医生分开了，各自在白洞小学附近开了一家诊所，一字排开，好不热闹”。再后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差，陆续有人离开，最后只剩下徐泽文一家。

把岗卫生站的冼烈辉有着同样的经历，1970年高中毕业后，他被生产队推荐到三水卫校学了一年半的医学。冼烈辉的父亲是老中医，被推荐学医似乎顺理成章，“那时候正值推广赤脚医生，当时我不想去，但大队坚持让我过去”。冼烈辉之所以不想去，是因为觉得学习太辛苦。只有一年半时间，中医、西医、内科、外科、跌打损伤、儿科、妇科什么都要学，“可能现在要学两三天的课程，当时三四节课就搞定了，很赶，很辛苦”。

一年半之后，冼烈辉回到芦苞卫生院实习，两个月后便回到生产队的卫生站，为村民看病。在生产队，冼烈辉一个月可以拿10元工资，这相比其他种田记工分的村民来说，已经好了很多。

郭木添的父亲同样是老中医，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便跟着父亲在自己的诊所里干活。郭木添回忆，大约1985年他拿到赤脚医生证。“后来，高明卫生局组织了一次培训，到高明人民医院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培训完成之后，郭木添通过考试，并最终获得从业职格。时过境迁，当年的上岗证不断地变换，如今的版本已经变成五年一换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在郭木添的卫生站里，还有两排斑驳老旧的中药柜，每个小抽屉上贴着各种中药名称，纸张已经泛黄，那是当年父亲诊所留下来的。如今，大多数中药柜里已经没有了草药，“我父亲是老中医，以前我们还经常上山采药，那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现在很少去了，一方面中药医保没得报销，没有人用；另外一方面现在山上到处种桉树，喷除草剂，草药也少了很多，有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