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科交会是经济第一大省遇上科研第一大“富矿”
国家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首届科交会组委会秘书长李志民。南方日报记者 梁维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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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中国高校的科研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并在近年成为中国科研力量中的第一大队伍。9天后，中国高校科研成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交易将在惠州进行。
6月22日—24日，由教育部、广东省政府指导，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经信委和惠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简称“科交会”）将在惠州举行。
首届中国科交会将有约300家高校参加，展示近万项高校成果，让高校和企业对接，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作为教育部负责高校成果转化等工作的直属机构，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相当于中国高校科技发展的管理中枢，同时也是此次科交会的主办单位之一。
中国高校目前产学研合作的水平如何？有哪些瓶颈需要突破？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与中国科研第一大力量高校的科技成果对接将会发生什么？近日，南方报业科交会全媒体报道小组带着这些问题，独家专访了国家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首届科交会组委会秘书长李志民。
“高校的专利申请，近年来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发在SCI上的论文超过80%来自高校，高校已经成为中国科研的第一大队伍”，李志民表示，首届中国科交会在惠州的举办是2000年以后，中国高校科技成果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交易。而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与中国科研第一大力量在惠州的相遇，李志民希望，这可以让广东在科技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也带好头，为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首届科交会为何选择在惠州举办？产业基础、区域优势、发展空间都有优势
南方日报：6月22日—24日，首届中国科交会将在广东惠州举办。为什么科交会选择了惠州这个城市？
李志民：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思想意识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良好。科交会将带来大量先进的技术成果，而广东有很好的条件承接和转化。而且在2005年，教育部就和广东省签了产学研合作的战略协议。基于这些因素，科交会选择在广东举办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是广东的惠州？从展会的角度来看，广州和深圳都已经有了成熟的大型展会，广交会和高交会都很有名。但广深都是比较成熟的大都市，相比其他城市，创新创业企业在这里发展的成本更高。惠州的产业基础不错，毗邻广深，也有海港、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交通便利。而且，惠州提供了更大的地理发展空间。
综合考虑产业基础、空间范围、区位优势、人员受教育水平等各种因素，加上惠州市的积级争取，最终促成了首届中国科交会在惠州举办。
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高校能不能搞科研还展开过大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可以而且应该搞科研。大约2000年起，高校成果开始爆发式增长，也会在一些场合展示。而首届中国科交会有约300家高校参加，包括大部分的“985”、“211”高校和一些港澳高校，还有剑桥、牛津、康奈尔等10所国外高校，并带来近万项高校成果。可以说，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成果集中展示，从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南方日报：首届科交会为期3天，3天之后科交会如何发挥它的后续效应？
李志民：我们在筹划之初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怎样让科交会永不落幕。目前我们已有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和中国高校（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作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技术供需在线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具体承建，以网络为纽带、以线下服务体系为支撑，提供高校成果及企业技术需求发布，以方便供需双向交流，推动高校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华南中心”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和惠州市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公共服务平台，负责教育部“蓝火计划”在惠州的具体实施工作。
不光是科交会上展出的成果，今后高校的成果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对接技术供需信息，促成成果转化，非常方便。
此外，首届中国科交会我们不仅仅希望实现交易，还希望参展单位的科技成果能够互相启发思考。比如某个技术对一家企业可能没有直接的用处，但它可能启发企业在某个方面的改进和创新。我们希望科交会也可以促进更多企业和高校结成长期的联系和合作关系，而不是停留在一次展会上。
如何评价中国高校科研水平？“高校已成为中国科研第一大队伍”
南方日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高校总体上的科研水平和产学研合作水平怎么样？
李志民：科研有个积累的过程，从1982年高校名正言顺地搞科研之后，到现在30多年了，高校的科研进步非常明显。因为高校和科研有天然的联系，国际交往比较多，学校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而且和人才培养相结合。在国家的几大科研队伍里面，高校已经成为第一大队伍。
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高校的项目约占70%。从研究成果来看，在2000年以前的国家三大科技奖里面，高校获得的奖项约占自然科学奖的1/2、技术发明奖的1/3、科技进步奖的1/4。2000年以后，高校在这三大奖里面的比例都过半了。最近两年的比例更高，都超过了70%。即使只算第一完成单位，高校这两年在国家三大科技奖的比例也超过了50%。
高校的专利申请，近年来每年有两位数的增长。论文方面，高校占全国的70%以上，全国发在SCI上的论文超过80%来自高校。国际上在SCI发表的论文每8篇就有1篇产生自中国高校。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的科研体量是很大的，是国家科研最大的“富矿”。
当然，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要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科研不是为了获奖，而是要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多高校也设立了成果转化或产学研合作平台，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仍需突破多种制约因素。
哪些因素制约中国高校科研转化？关心“发现”的多了点，关心“发明”的少了点
南方日报：在这些制约因素中，您认为最关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李志民：最大的还是高校的观念和认识问题。现在我们评价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主要就是从教师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引用量、培养的学生水平等因素来考量。学校领导普遍认为，学术水平高就是高水平的大学。当然，教师评职称也与之挂钩。
这样一来，很多高校的研究停留在基础研究上。当然，基础研究非常重要，它是发现未知，是改造世界的大前提。但能够真正做到科学发现的，历史上少之又少。更多的研究应该在已有的基础、理论发现和技术水平之上，再做系统的集成的创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关心发现的多了点，而在工程领域的发明和创新偏少。
比如，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引力波。它是个重大发现，证明了相对论，增加了天文和物理学的研究。大胆设想，如果在它的基础上有重大发明和突破的时候，可能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气候、雨量和温度都可能加以调节。但现在离这一步还很遥远，对于当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科学发现的领域应该交给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和团队。他们的成果对人类发展有巨大的潜在影响，但产生影响的时间跨度相对要久一些。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做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和发明，直接改造世界。
南方日报：除了观念和评价体系的制约，还有其他的制约吗？
李志民：还有管理制度的制约。其实，现在国家对科研政策放得很宽，但具体到管理部门还有些政策障碍，有的地方税收政策不合理。比如，某个科研成果作价200万元，按规定奖励主要人员50%的话，就是100万元。如果这一奖励落到人头上就要交20万元所得税。问题是，这项成果还没有变成真金白银，现钱都还没拿到，有的地方就要求交这笔税。现在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
另外，国有资产管理要层层批。在奖励资金和技术产权划分等方面，审批环节太多太复杂。比如高校科研人员有某项成果，它是依托高校研究的，研究经费和设备都是高校的，理论上是学校的成果，奖励到个人头上得层层批准，效率不高，这也是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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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谢志清